对于不同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当前有一些区分，比如鼓励中小城市落户，控制特大城市落户，之所以会如此，”综合承载能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真的存在吗？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是，假如真的存在这个综合承载能力，那么人口越多的城市其经济绩效应该是越差才对。但事实恰恰与之相反，无论是看人均指标还是经济总量，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也就是特大城市在国内各城市中的表现都很优异。如果说城市还存在规模效应，那么这些城市应该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严格控制人口。
过去几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流动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不妨以安徽省为例。安徽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省年末户籍人口6928 .5万人，而常住人口为60 29 .8万，人口净流出近1000万。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省16个地市中，除了省会合肥的常住人口是高于户籍人口，其他15个地市都是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属于人口净流出。
这些人口流到哪里去了？当然是到了那些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特大城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安徽省共有960万人流动到其他省，流动到上海的最多，占到全部安徽籍流出人口的27 .0%，其次是流动到江苏和浙江，分别占到26 .8%和23 .7%，三者之和占到安徽全部外出人口的77 .5%，如果再加上到北京的4 .5%的人和到广东的4 .6%的人，那就意味着超过85%的人是到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事实上，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安徽省，河南、四川这些人口流出地省份或多或少也存在，绝大多数人口都流向了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北京这几个省市。而在这些人口流入地中，那些省内最大的城市占了绝大多数份额。以广东为例，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该省有常住人口1 .04亿，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四个城市所占人口就将近36.98%，而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这四个城市所占的份额为33.71%。换句话说，在广东省内，人口也在不断集聚。
人口为什么要流向那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些城市有着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来自于大城市特有的分工和专业化。很多经济学教科书都不厌其烦地指出过这个道理，”在一个有大量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者的市场上，每一个生产者都可以仅仅针对某一细分市场提供消费品和服务，而不需担心没有生意做，因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费群体数量也足够多。这样专业化的结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同时，也使得人们在专业化的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加强专业化程度。而专业化程度又反过来提升了生产者的竞争力。”(参见陆铭：《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问题来了，以往向大城市流动的现象有没有改变？由于新型城镇化刚刚起步，我们尚不能得出相关人口流动改善的数据，但国家发改委小城镇研究中心主任李铁最近的调研发现，在地级市的主城区，人口进入的速度在大幅度下降。李铁认为是因为城市发展的方式出了问题，因为城市化的成本过高———新城区过于豪华、给企业的用地成本过低和大型基础设施的过于超前，这一切成本，政府都要在土地出让上获得回报，由此导致的房价过高令当地农民接受不了，因此主城区人口进入的速度大幅下降。
李铁的这个解释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并不成立。这些地区之所以人口流入速度下降，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是否过于豪华，而在于这些区域没有办法提供就业，没法让农民在这里找到合适的工作。北上广深的房价远比这些城市高，为何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以至于这些城市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来清理人口？
由此来看，城市化的当务之急在于要给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的非户籍人口以预期，而不是将其赶回原籍了事，这可能是当下城镇化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