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来就有回。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外资企业的涌入和离开，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资本逐利是本性，这无可厚非。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从中借鉴和吸取什么。
无奈伤离别
2014年年底的上海滩对于众多外资企业来说，似乎始终充斥着一股莫名的萧杀之气。继世界汽车巨头美国通用汽车今年9月份宣布将国际业务总部搬离上海后，近期，国际粮油巨头ADM集团也步其后尘，宣布关闭其在上海的亚太总部。
在此之前，已有不少知名外企“先走一步”撤离大上海。如外资食品巨头雀巢和达能因为不敌本土竞争对手压力，几乎同时宣布关闭下属上海工厂，并减少在上海的零售业务。
外资企业“候鸟式”撤离上海滩的现象并非特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外向经济发达的代表地区，长三角一直是外资集聚的产业高地，这里云集了中国近一半的外资企业。但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外资企业开始撤退或进行产业转移，这其中不乏知名企业，如全球最大的蓝牙耳机研发制造企业缤特力通讯科技，世界半导体巨头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知名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和著名电子企业巨头日本显示器公司(JAPAN DISPLAY)等，他们都陆续关闭和转移了其在长三角地区的工厂和生产线。
而作为中国另一重要经济板块的珠三角地区也呈现出同样的景象。在深圳、珠海、东莞等地，近年来外资企业撤离或者倒闭时有发生。其中仅2011年，东莞就有450余家外资企业关门停业。
为何候鸟式迁徙？
外商撤退是否因为在中国钱难赚了？他们撤退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对此，有关专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新加坡江苏商会名誉会长林益民认为，部分外商这几年撤离中国是事实，这背后有众多原因，其中人力成本和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取消是重要因素。人力成本方面，经过多年人均工资的增长，中国的人力成本比较优势已经越来越小。林益民例举了一组数据：“从2005年至2010年，中国工资涨幅达69%。而同样条件下，越南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15%至30%；目前一位中国工人的平均月薪已经是越南和印尼的三倍以上。此外，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一些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外企在华成本全面上升，也是他们不断撤离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益民指出，近年来，诸如上海及苏南等长三角发达地市都提高了投资门槛，对新进的外资企业，不仅没有专门的优惠政策，甚至还对其产业类型、节能减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税收上，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也正在失效。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原来执行的再投资退税、特许权使用费免税和定期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面临取消。“这些保护政策的取消，大大抵消了原有的经营优势。对于众多行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钱已经越来越难赚了，企业维持高利润率(15%-20%)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上海福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罡则认为，外资迁徙撤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遇到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强劲挑战，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市场顺利“攻城拔寨”了，“中国加入WTO后，已经孕育出一批实力强大的本土领军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不少本土企业更接近和了解消费者，重点生产价廉物美的替代产品：美国建筑设备供应商卡特彼勒在中国市场份额不断下滑，抢走其市场份额的并非是它的死对头日本公司，而是中国本土企业。世界乳业巨头达能在中国市场也被光明、蒙牛和伊利等本土竞争对手用残酷的价格战斩于马下。”
“洗牌”有助提升外资质量
“有来就有回。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外资企业的涌入和离开，本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企业逐利是本性，这无可厚非。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应该从中借鉴和吸取什么”。谈及外资“候鸟式”迁徙话题，长三角经济问题专家高珂骏这样说到。高珂骏认为，这些年我国不少地方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作去抓，“但在实际过程中，引进的不少外资企业其技术含量并不高，很多企业就是基础制造企业，这大大暴露了一些地区作为产业链条末端地位的脆弱。外商一旦发现成本更低的地方，就会毫不犹豫地转投别处。他们撤离后形成的产业空心化，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
著名经济学家陆德明教授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外资撤离现象。“资本的流向是资本掌控者对市场判断的结果，所谓外资撤离归根结底是其自主选择，从大的形势来看，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和产业洗牌，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来说，可能反而是件好事。”
陆德明教授认为，外资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超国民待遇丧失，危机意识逐渐增强。这意味着“中国制造”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或许将遭遇更强劲的对手，这对国内传统制造业来说也是一次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的机遇。“中国本土企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将传统的依赖低成本价格优势的模式，转变为依靠产品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取胜，这是一道必须要迈过的坎。”
上海福卡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罡则认为，面对市场变局，外商当务之急不应该仅仅是简单逃离中国，而应适应中国、提升创新力。“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外资比较容易找到机会，但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平稳之后，那些处于落后产能的外资企业若不能尽快跟上中国的步伐，则迟早会被淘汰。当然，我们应当及时进行政策引导和制度改革，鼓励外资企业拓展新兴行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市场。” 胡永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美洲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