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纪委日前通报一起干部竞相收送红包礼金典型案件，涉及乐昌市原市委书记李维员等班子成员27人、乡科级干部45人，已查明涉案450多万元。这是2011年底广东开展治理收送红包问题以来，通报涉及人数最多的收送红包窝案。通报还称，两年多时间里，广东各级廉政账户已收缴红包礼金累计9600多万元。
从披露的情况看，此案属中央”八项规定”后不收敛、不收手，主要领导带头收送红包，涉案人多，且收受红包礼金多发生在逢年过节，颇具警示价值。再从广东全省廉政账户两年收缴红包礼金近亿元、今年以来还收缴2500多万元以及2013年全省查处收送红包礼金案264件297人等参照数字，可见官场红包歪风仍存。没被收缴的红包礼金和没被查处到的案件还有多少，也有待探究。
究其根源，突破传统”礼尚往来”的界限，尤其从民风民俗演变来的干部收送红包”潜规则”习以为常，而且上行下效，就会形成红包流行的灰色地带。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甚至练就通过拎重估测红包金额的”本领”，对方送来达不到心中标准”重量”的红包还会被当面呵斥。乐昌市委原书记李维员借车祸住院收”慰问金”，中秋春节笑纳大批红包。佛山市中院行政庭原庭长谢少清为把握分寸而设定红包金额底限，每次收受红包数额控制在5000元以内，超过数额的退回一些。即便在中央严令之下收送红包仍我行我素，送与收都如此”自然”，可见防止收送红包的民风民俗演变成普遍性的腐败问题何其重要。
透过查处的诸多收送红包礼金案，不难发现其一大特征是红包礼金与贪腐如影随形，连着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行径。如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任电白副县长开始疯狂收受红包，每年收受红包约100万元，涉案达5000万元之巨，其中牵连多少利益输送可想而知。如果不设法从根本上铲除滋生红包歪风的土壤，把收送红包当民俗当小事，查处碍于”法不责众”，必致收送红包的”潜规则”支配正常的社会关系，送礼或”感情投资”或利益输送禁而不绝，祸害党风与社会风气。
在逢年过节、办喜丧事、住宅乔迁、庆生祝寿等送礼传统习俗与现实需要、体制相冲突的语境下，要改变长期存在的官场红包现象与”红包文化”，严肃党纪，颁布禁令，设立收缴账户，严查案件，这些毫无疑义都是必要的手段。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并严厉查处大量官员收红包礼金案件的效果也已显现。但收送红包民俗的”变异”及屡禁不止、查而不绝的现实，警示还需要有更具针对性的制度设置和追究机制，来进一步提升对官员收送红包行为的约束力与震慑力。
具体而言，将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范畴，让权力真正得到更规范而严厉的监督，当是从根本上遏制官场红包歪风的更有力的措施。已有专家建议在刑法中加入”收受礼金罪”，实现”红包入刑”，以破解一些收送红包礼金没有直接兑现权钱交易而难以取证与以受贿行贿定罪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基于广东特殊的民风民俗，在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尚未修订之前，广东能否率先突破，借力法规制度来规范约束公职人员收送红包礼金行为，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