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有许多有趣的争议令我们兴味盎然。例如，为什么欧洲殖民者征服了非洲、美洲、澳洲，而不是相反。有人认为是宗教因素，西欧的地理大发现时正逢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是新教伦理促使了欧洲人向外的拓殖；也有学者将之归因于人种问题，认为人种的不同造成了文明发展路径的不同。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近年出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他认为，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读读此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寻文明不平等的根源。
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均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农业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较之于采集、狩猎、游牧类四处飘荡、居无定所的生产方式，农业显然更为优越。因为农业能让大部分人能够过着定居生活，加大了人群之间的交流沟通机会，加快了语言文字、宗教和社会组织的形成；同时，粮食、畜产的增多则让更多的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文化与技术创新，因此农业奠定了组织，文字，政治以及技术等等文明基石，所以农业发达与否的因素就决定了文明的起源与进化。而处在亚欧大陆的欧洲文明具有发展农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有可能发展出文字、技术、政府、有组织的宗教。而炼铁技术和制造枪炮的技术起源于东亚和欧洲就说明了这一点。
更具体来说，亚欧大陆是全球最大的陆地板块，有利于人类实行植物和动物的驯化。例如，在亚欧大陆，如小麦、大麦和豌豆，大约是在1万年前就已经完成驯化，并且容易生长，贮存。而且，亚欧大陆的形态特征不同于非洲、美洲，东西长，南北相对短，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例如，葡萄牙、伊朗北部和日本在纬度上的位置大致相同，彼此东西相隔各为4000英里，但它们在气候方面都很相似。这些都有利于农作物和畜牧物种的传播。相形之下，美洲和非洲大陆的主轴线则是南北向的。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
同样，欧亚大陆对于对于动物的驯化也有优势。陆地上有148种大型食草野生哺乳动物，最后只有14种通过人类的试验，成为家畜，而且清一色都出现在欧亚大陆。能够被驯养的动物都是一样的，没驯成的各有各的不同，全世界得到驯化的野生动物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5特点，少了一点都不成。不能吃太多、长得快、能被安排繁殖、性格温驯、乐于接受驱使。而遗憾的是，这14种古代大型食草类驯化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有13种分布在欧亚大陆。这是因为欧亚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它的生态环境也是千变万化的，大型食草动物的生存环境从热带雨林、温带平原、沙漠和沼泽到同样广阔的冻原，应有尽有。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美洲、澳洲的地形和气候就相对单一得多。而驯化动物对于畜力的运输和军事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作用。
特别是，由于驯化了家畜，使得亚欧大陆的居民跟动物之间接触频繁，产生了对动物身上的细菌更强的抵抗力。而印第安人则不是，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
总而言之，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物产越来越多，带来的粮食剩余利用畜力运输，形成了技术上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也就是之所以该书命名为《枪炮、细菌和钢铁》的原因了。
写到这里可能读者会问，欧洲人的这些优势我们中国都有，但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去征服了美洲或非洲。尽管作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笔者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结论。有没有能力征服是一回事，而想不想去征服又是另一回事。特别是中国历来有”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进而带来内部的集权以及对外在世界的漠视。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明代推行的”海禁”令中国走向闭关锁国。
明白了这一层，才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文明发展也受惠于地理环境。这既能让我们增强民族自豪感，又多少生出一些遗憾和叹息。其实，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早就是先进的航海民族了。明代的”禁海令”让我们丧失了进军世界的机会，否则，世界历史可能要被改写。（陈岚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