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底，61岁的安徽临泉县农民郑先国（化名）突然收到村干部送来的还贷催款通知单。但他2006年就已将贷款本息全清，他对村干部出示了当年的还款回执单。然而村干部表示，他的名字仍在镇上下发的不良贷款清单里，”不还款就取消你和老伴的低保。”郑先国的经历，是当地正进行的一场不良贷款清收行动的剪影。（12月29日 《新京报》）
根据报道，临泉县政府的”动作”确实不小，在帮助信用社催贷问题上，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当地成立了不良贷款清收工作领导小组，县长梁永勤挂帅，纪检、组织、公检法等有关负责人参与。再比如，县政府向各乡镇、村庄下达催贷任务，完不成任务将被停职免职，学校老师也被发动起来追贷等等。
需要明确的是，如果村民与信用社之间确实存在贷款纠纷，也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然而，礼泉县政府的做法，却将行政权力进行扩大和延伸，充当了”讨债公司”的角色。肯定地说，不管是取消低保、停发养老金以及对欠贷公务员的停薪、停职等行为，都已经逾越了政府职权范围。
事实上，发生在临泉县的讨债乱象，更凸显出了当前地方司法的窘态，令人忧虑。在为当地信用社讨债过程中，当地县政府动用所有力量，从各个环节和方面寻求突破。比如，采取司法拘留措施，教师对欠贷的学生家长进行劝说，对欠贷的公务员进行停职停薪等等。在当地，普通的借贷纠纷，本应该由司法权来处理，却被行政权强行介入，并让司法权沦为了行政权支配的对象。
应该说，在处理信用社欠贷事件过程中，司法权已然沦为行政权的下属，失位现象比较严重。对于该事件的处理，正确的方式是应该由信用社作为原告，对于欠贷的贷款人进行起诉，由法院依据事实和证据作出正确的判决。如果，贷款人不履行判决义务，也应该由信用社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行使执行权，而不是由行政权”抛头露面”。那么，行政权主动”发力”，背后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现象，信用社与县政府又是什么关系，让人疑窦丛生。
其实，在很多地方，类似的司法窘态并不少见。囿于地方利益的羁绊，以及法院对地方政府人财物的依附现实，往往会受到行政权的牵制。于是，行政权成为主导权，对司法权”指手画脚”，让司法权成为行政权运行的”助手”。假如，错位的行政权依然号令司法权，而司法权依然亦步亦趋，必然会戕害到公民的个人权利，甚至衍生出法治灾难。
如此而言，法治社会中，需要行政权恪守运行规则，不能逾越界限。面对司法权，即便是行政权，也应该保持应有的敬畏和尊重，而不是凌驾于司法权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