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但人们对于高考、高校、高教的话题远远没有平息，尤其是期望高教改革的呼声也屡屡出现。
而公众鲜为人知的是，在19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界就出现过一场清新之风，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如学分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转学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等，武大由此被誉为”全国高教领域的深圳”，武大也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近年，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所著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揭开了当年许多有趣的历史细节，即便是对于今天的各方期待高教改革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刘道玉被国家教委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面对百废待兴的武大，刘道玉立志提出””卧薪尝胆，十年雪耻”，重塑被”文革”之后这所国内名校的辉煌。
刘道玉首先是”不拘一格用人才”。武大发掘印刷工人杨小凯就是个经典例子。1984年，武大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国内这方面人才奇缺。刘道玉慧眼识才，发现了当时还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杨小凯，杨小凯当时已经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但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作罢。得知这一情况后，刘道玉立即派人到湖南，很快把杨小凯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刘道玉还在国内高校首创了”学分制”。 当时刘道玉调查发现，当时本科学制最大的弊端是，全班学生同灶吃饭，有的吃不饱，而另一些人可能吃不了，从而挫伤了这些学生的积极性。而引入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学生多修就可以提前毕业，能力差些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缓修，就克服了这个矛盾。1981年秋，武大先对历史系和物理系试行学分制，十分明显的变化是：学生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教师开设新的选修课的积极性也增加了，并且由于学生的自由选课而导致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到1983年暑假前，在首批实行学分制的学生中，已有28名学生提前毕业。
刘道玉在1981年在全国首创了”转学制”，即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转换系科和专业。在尊重和保护学生兴趣的前提下，允许学生不仅在系内各专业之间转换，而且还允许学生在系与系之间、文理科之间转学。被学生称作是学习的解放运动。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从中文系转入数学系以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5年拿到了应用数学和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毕业后立即被斯坦福大学数学系聘为副教授。
另外，武大在全国还首推了”插班生”制度。刘道玉在书中回忆说，在任校长期间，他收到过不少社会青年的来信，有的是自学成才的青年；有的是业余科技发明者。因种种原因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在反复思考终于从这些思考元素中合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插班生制。为此，刘道玉1985年三次赴京请求武大试行插班生试点。当年，各系共招收插班生92人，中文系还招收了22名作家，单独举办了学历教育的作家班。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武汉大学在1980年代在高校中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广大青少年心目中理想的学习殿堂。笔者虽然不是武大出身，但在1990年代，两个考到武大的邻家大哥也令笔者羡慕不已。曾经为插班生之一的一位作家在其杂文《大德无言》中如是评价刘道玉：”中国的新式教育不过百余年耳。自京师大学堂迄于今，前后身任大学校长者，何止十万。而其中堪称教育家者，不过数十。尤其新中国以来，堪当此誉而无愧后世者，又不过三五人矣。而武汉大学刘公道玉先生，则必入此选也”。
回过头看，刘道玉当年的武大破冰式改革所带来的震撼，是有凿空破荒之效应的。对我们今天的高教的种种问题，也提出了一个鲜明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