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破民主迷思，神州一统天下
徐明弟兄，一藩
个人认为击破民主的迷思就是神权国家。民主的意思是Democracy，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暴民政治；是人文或人权来代替神权。人是败坏的被造的，岂可逾越神的位置？
中国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的最佳方式是建立神权国家。中国古代就有君权神授的朴素理念，中国的第一枚玺印就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但是中国没有接触到福音，几千年来在黑暗里摸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福音和真理基础；共产主义源自圣经的使徒行传，有良好的动机，但是被撒旦利用，真理上有大偏差，走上了邪路，血流成河。 现在要回到圣经的正路上来。 正路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神为本。具体操作手段就是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教会。让教会监督国家权力，人大代表从教会里选出。让国家成为神的工具。如此，中国从道统上可以站在比西方民主的更高位置上，会成为真正神州，跳跃西方人文模式，可号令天下。
中国不要学习西方民主，也不要学习新加坡，中国要学习瑞士。新加坡也是一直在学习瑞士。干吗学习二手货呢？
瑞士是加尔文派基督徒建立的国家。 以下是神权国家论述：
加尔文的神权国家
我们不可把个人自由尊崇到终极性、绝对性的地位。对于“民主”也是如此，以选举为标记的民主制度当然胜过以暴力和谎言为特征的个人与寡头专制；但是，人民群众既不是无谬性的，也不是终极性的，因此“多数人的统治”（the majority’s rule）并不是始终可靠的。我们万万不可把“民主”这位“德先生”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知道没有宗教和道德的信念，民主政治就会沦落为可怕的暴民政治，也就是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伯克所警告的“多数人的暴政”。[134] 对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模式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加尔文及其门徒深信，唯独上帝及其真理是绝对的，配得绝对的信靠和顺服，其余的一切都必须以敬畏上帝为中心，以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为标准，不断地加以改良，并且这种改良在这个世界上始终不会达到完全的地步，直到世界末日、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因此，加尔文主义是一切把有限且有罪的个人及其组织绝对化这种现代迷信的天敌；并且加尔文对个人、政治和世界的看法，也从根本上铲除了各种形式的乌托邦幻想存在的土壤。
孔子感叹：“苛政猛于虎。”[135] 不管是一个人（君主制的变态）、少数人（贵族制的变态），还是多数人的暴政（民主制的变态）都是人吃人的邪恶政治。然而，中国五千来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始终没有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反倒前赴后继地滋生出无数的大大小小的暴君，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仍然没有在中国确立。现代儒家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在政权转移的问题上，虽然有禅让、世袭、革命、打天下等多种方式，但总体而言，儒家“在政权转移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建立客观的法制。亦就是说，安排政权的‘政道’还没有开出来。”[136] 其实，不光是政道没有开出来，儒家在知识之学上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儒家学问重实践，而不习惯于作概念性的思辨和知识性的论证。”[137] 这种知识上的闭塞和政道上的缺失，只能使儒家成为强权者粉饰太平的遮羞布。在实际生活中，中国文化中仍然流行着的乃是“胜者王侯败者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赤裸裸的暴力文化和政治。因此，中国文化的出路绝不是回到儒学儒教，而是必须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天道文明，以上帝所启示的真知识和真政道来彻底更新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中国文化那种“酱缸”效应。
在政府体制上,加尔文并不赞成君主制,认为选择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掌握政权是亵渎神圣的王权;同样,他也不赞成民主制,认为民众可能冲击法律和秩序。他倾向于一种贵族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政体。在他看来,政权操于许多人之手,乃较为稳妥,因为统治者可以相互掣肘、相互教化、相互告诫,而一旦其中的任何一个有擅权越职之嫌,其他人作为检察官和主人会给他的过度行为加以抑制。并且,政府对政治权力的这种“制衡”无论如何也不会贬损上帝的主权。不过,要实现政治权力的“制衡”,则必须要赋予被统治者自由和选举权。因为自由和共和政体是上帝的恩典,选举是教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它延及世俗政府领域中的一项伟大的特权与责任。在教会那里,一种正当地举行的选举能够做的无非是认识到上帝对个人的先验召唤,上帝召唤个人担任某一特殊职位,从事某种特殊服务。在世俗国家那里,选举过程同样也纯粹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将一位合适人选提升到某个职位。这种权力和权威出自于上帝,而不是出自于选举人,而被选上的行政官员所应当得到的顺从与尊敬,决不亚于世袭主权者所得到的那份顺从与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