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关于两个历史元叙事的批评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治理与改革模式的新观察，为沉湎于左右道路之争的思想界带来新的空气，也引来了思考和争议。新话语和新路一样，需要磨砺与思辨。作为一种创新叙述，理应接受批评。在李世默于清华发表演讲《从全球政治学视野看中共与改革》之后，清华大学研究生王琪发出了他的批评之声。征得作者同意，特此刊发，欢迎讨论。
在TED的演讲中，李世默区分了两种”元叙事”。一种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列主义”元叙事”，另外一种是西方”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的”元叙事”。苏东的崩溃证明了前一种元叙事的失败，而西方民主的困境证明了第二种元叙事的终结。利用周末”浪费时间”来研究中共的李世默发现，政治学里最流行的关于选举民主制度的说法是错误的，民主国家不仅没有实现民主的美好预言和承诺，反而普遍陷入了治理危机和改革困境。
这种民主政治的危机，正是汪晖所言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在汪晖看来现代政治体制经历了一个从”党—国”体制到”国—党”体制的转化过程。多党制的前提是政党有明确的代表性及其政治价值，它通过在国家框架下的特定的制度安排，形成党派间的相互竞争。西方历史上不同的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所有这些传统政党都来自于社会并以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表达、维护并争取实现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具有鲜明”代表性”的政党是政党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基石，不同社会群体可以通过选票来对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做出选择，政党通过对国家的支配执行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政党的轮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因而是”政治”意义上的。
但是在近三十年来，伴随着政党本身日益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各个政党之间政策选择上的趋同和共谋，政党的代表性越来越模糊。社会和民众无法像过去一样，根据政党提供的意识形态和纲领路线,根据不同政党所曾经分别坚持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选择政党。随着政党”代表性的断裂”，通过多党竞争来实现”民主”的前提也就消解了，如汪晖所言：”当代议会民主的主要问题是：构成民主之前提的共同善或公共利益被摒除于政治决定之外，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政治差异被缩小到近于无，后者可以被概括为多党政治的政治趋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不再是某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行动者，而更接近于一种常规性的国家权力，变成在一定程度上”去政治化的”的权力机器。而这一国家机器，不过是马克思所言的”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换句话说，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正是工人政党及工人政治衰落的产物。西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没落导致工人政党没有能力挑战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秩序，这些政党或者衰落下去，或者改旗易帜，从改良主义的左翼政党彻底蜕化为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消解了，区别只在于哪个政党在操作上能够更好地执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新自由主义的职能，政治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或者叫”治理能力”问题，政党沦落成了”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机器”。所以多党之下的民众看似有很多种选择，但实际上别无选择。美国两党之间的差别接近于无，所以被压迫的99%无法通过选举的方式来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这种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下，许多西方国家陷入了李世默所说的”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困境，长期低迷的投票率就是对这种”别无选择”的假民主的抗议。
与西方一样，三十年来的中国也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在第三国际直接指导和支持下建立的政党。它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和阶级斗争，建立了以无产阶级、工农联盟、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为内涵的政治代表性，并击败了疏离和背叛了工农革命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代表性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和建设的合法性基石，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
而在改革开放后，执政党逐渐将经济建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设作为通往现代化的普遍道路。在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精英逐渐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权力精英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逐渐模糊而与工农群众则日益疏远，执政党与其所宣称的阶级代表性之间已经断裂。汪晖说：”‘代表性断裂’集中表现为政党一方面超越先前的阶级范畴，宣称其普遍代表性，另一方面却与大众，尤其是处于底层的大众更加疏远。我们可以找到对于工人和农民的保护性政策，却难以发现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那种工农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在此情况下，党逐渐从一个特定政治价值的团体蜕变为一种结构性的和控制性的权力体制，从一个阶级性的组织转化为”去阶级化”的组织，党内的分歧被纳入了现代化基本路线的技术性分歧的话语之中。
李世默的叙述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背景下的产物。在他的叙述里，传统阶级政治所讲的五阶段论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元叙述”，这就消解了传统共产党所要追求的根本政治价值。共产党不再是一个代表某一个社会集团实现其解放和理想的政党，而变成一个站在抽象全民的立场上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政党。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本身的政治价值(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工人阶级的当家做主等)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其作为国家或者”政治体制”的职能。所以，李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叙述，不再诉诸传统的代表性政治，而是从”治理能力”出发——”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既然中国与西方同样处于这样一种代表性断裂的”国—党”体制中，面对的都是无可选择的政党和无可选择的国家，那么对中共的指责也就自然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治理能力就超越了”民主”而成为叙述的主体，衡量两种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变成了哪种国家体制有更好的执政能力。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普遍陷入无法实现有效治理的困境的时候，只有中国能够一枝独秀，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就在这种语境中体现了出来。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探讨，就变成了对国家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分析，这是李世默在清华演讲中所讲到的主要内容。
如果肯定”去政治化”这个前提，那么李世默的叙述就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这一前提上。去政治化的本质其实是重新的强化政治性，通过将新的、政治性的安排置于”去政治化的”表象之中，新的社会不平等就被”自然化”了。代表性断裂的背后是遮蔽代表性，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实现自己特殊利益的行为就在去政治化的语境中被消解和掩盖了了，一切社会问题都变成了治理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如果说在改革过程中某些社会阶层付出了代价和牺牲。那么这会被叙述为为了实现现代化所必须品尝的”阵痛”，而不是一些社会集团对另外一些社会集团的剥夺。可选择的政治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实现调整)变成了别无选择的技术问题，从而消解了潜在的不满和反抗。这种去政治化的叙述的本质是要遮蔽和加剧现实存在的不平等，为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辩护。联想到李世默作为一个风险投资资本家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三十年来中国已经从一个阶级趋于消失的社会转化为一个”重新阶级化”的社会，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工人群体。但是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国家和资本的霸权压制阶级话语，以隐藏阶级地位和社会特权，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当新生的工人群体当其作为一种阶级力量要诞生的时刻，却遇到重重障碍，”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像一个到处飘荡的幽灵，没有声音、没有身份、没有栖身之所。”(潘毅、陈静慈《阶级话语的消逝》)，富士康的二十六连跳是这一群体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的绝望呼喊。要重建社会平等和公正，就首先要打破这种”去政治化”和”自然化”的话语霸权，重建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