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克林顿1992年竞选时曾有一句名言：“笨蛋，根本问题是经济!”其时，美国民众并没有从海湾战争中看到多少好处，相反，经济正陷入萧条，失业率大增。就凭这句话，克林顿战胜了当时战争总统老布什。 后来，这句话一再被主流经济学家引用，并且服务于这样的经济学教义：决定人们行为的，就是经济利益，就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切都可以在此得到解释，并且一切问题也都要从这个角度去寻找解决方案。 但是，果真一切都是“经济”吗？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费斯曼(Raymond Fisman)等人，曾专门研究过各国外交官在纽约违章停车的案例。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附近，合法停车位非常紧张。但外交官们享有美国国务院给予的一个豁免权：违章停车可以免于处罚。费斯曼等认为：这提供了考察人性复杂性的一个机会。因为按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每个人都是“经济人”，那么，在享有豁免权的情况下，只要有急事或找不到合法停车位，各国外交官都会选择违章停车。这样，大家违章停车概率应该差不多。 但研究者在统计了自1997年年底到2002年年底外交官们违章停车记录后，非常意外：不同国家外交官违章停车次数相去甚远。违章最多的是科威特外交官，平均违章达249.4次，而来自荷兰、爱尔兰、丹麦等国家外交官，违章记录竟然是零。足见，在有可能自利自己的时候，仍然有人选择了放弃自利行为。也就是说，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起作用。 接下来，研究者把不同国家平均违章次数，与相关国际组织用于衡量不同国家腐败程度的腐败指数进行对比，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结果：“高度腐败”国家外交官，平均违章次数接近30次；“中度腐败”国家外交官，平均违章次数约为17次；而“低度腐败”国家外交官，平均违章次数为11次。总体上看，越是腐败程度高的国家，其外交官违章停车平均次数就高；越是廉洁程度高的国家，其外交官违章停车平均次数越低。高与低之间，相差近3倍。因为经济学家一般把“腐败”问题视为体制性问题，于是，研究者们得出结论，在考虑“经济”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的体制也对个人行为有重大影响。 但是，研究者仔细分析后又发现了许多特例。比如中国，当时在国际上被认为腐败程度较高，但来自中国的外交官违章停车次数也非常低。这又如何解释呢？最后，研究者求助于文化因素。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还特别讲究“入乡随俗”。因此，尽管当时国内腐败问题较严重，但外交官到纽约，非常顾忌国家和个人的尊严、体面，加之纽约的大环境使然，因此，不会轻易违章停车。 所以，理解人们的行为，除了“经济”之外，还有体制与文化等等复杂要素。 也正因此，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仅仅求助于经济手段。这方面，费斯曼等人特别研究了哥伦比亚传奇政治人物莫库斯的施政策略。 莫库斯(Antanas Mockus)是哥伦比亚哲学和数学教授。1994年10月，这位从没有从政经历的学者，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了波哥大市市长。当时的波哥大市被不同黑帮团伙和贩毒集团所控制，被称为“世界凶杀之都”。莫库斯上任伊始，就面临如何重建秩序的问题。 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与以往市长一上任就誓言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打击犯罪不同的是，莫库斯首先拿整顿交通秩序开刀。他招聘一群戏剧专业的学生，让他们在市区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进行“模仿秀”。这些学生既不带枪也不开罚单，而是跟在乱穿马路的行人和不遵守交规的司机后面，专事夸张地模仿和嘲弄这些人。表演者还随身带有印有同样夸张的拇指向下卡通形象的卡片，谁违反交通规则，就模仿足球裁判员姿势向违章者亮“牌”。一开始，这些表演者的行为引来围观；很快，普通市民也乐意模仿这些表演者，拿着表演者发给他们的卡片，对违章者说“不”。不久后，波哥大市几乎每个街道路口，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模仿和嘲弄违规者的“活剧”。不到半年时间，波哥大市遵守规则的行人与司机的比重，竟然从26%飞升到75%!就这样，从整顿交通秩序始，莫库斯一步步把波哥大市改造成为哥伦比亚秩序最好的城市。 莫库斯后来总结施政之道时说，他这样做，主要是激发起人们内在的羞耻心。作为哲学教授，他深知人性之复杂。如果施政者把人视为单纯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动物”，那么，人们的羞耻心就可能被欲望所蒙蔽；而如果施政者把每个人视为“性本善良”，那么，长此以往，人性向好向善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社会也将因此而变得美好。 正因此，费斯曼等学者把克林顿当年的竞选名言进行了“颠倒”，并以此警告所有的试图通过单纯物质刺激来治理社会的各国政治家和各级官员： “笨蛋，不仅仅是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