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大学生跟我聊起了他的困惑。这个夏天他在某保守派智库实习。现在，他正忙着申请心仪的学校和公司——然而这些地方的大多数人属于自由派。他应不应该从简历上删去这段实习经历呢？
我当时劝他不要删，因为即使别人与他政见不合，还是会欣赏他热心公共事务的进取心。但现在，我想这条建议恐怕是错误的。政治歧视远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事实上，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政治歧视比种族歧视更普遍。
例如，政治学者仙托·艾戈尔和肖恩·韦斯特伍德把许多份学生简历分发给1000个人，并问他们哪些学生应该获得奖学金。这些简历留下了一些关于种族（例如非裔美国人学生协会成员）和政治立场（例如青年共和党成员）的线索。
种族影响了受测者做决定。73%的黑人受测者选择了黑人学生，白人也对黑人学生更加青睐。不过，政治因素的影响力更强大。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80%的受测者都选择了与自己政见相合的学生。受测者都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党派相同的学生，即使别的学生简历再漂亮也不会考虑。
艾戈尔和韦斯特伍德进行了其他实验，对哈佛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所说的”党派性”进行测量。他们通过隐含关联测试，观察人们是否会将不同特质与正面或负面情绪联系起来。他们还让受测者们玩游戏，观察人们有多愿意去相信不同的人。
在这样的测试环境下，他们发现偏见是普遍存在的，其中政治偏见比种族偏见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个月，桑斯坦在”彭博观点”发表《党派主义盖过了种族主义》一文，其中引用的民调数据也反映出同一个现象。1960年，大约5%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表示，要是自家子女与对立党派家庭建立姻亲关系，他们会”不高兴”。到2010年，这个比例大幅上升，有49%的共和党人和33%的民主党人表示介意这样的婚姻。
政治显然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活动，道德价值观冲突在所难免。不管是奥巴马医改、特许学校，还是干预叙利亚问题，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上述研究测量的是不同的东西。社会开始用政治标签衡量人的基本价值，决定他们是否应被录用；是否适合嫁娶；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应受歧视。
随着个人生活的去道德化，政治生活被过度道德化，这已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们较少非议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常常通过政治标签轻易评价判断他人。
过度道德化的思维定式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围绕着政治标签构建自己的社区和社会身份。你得拥有某种政治标签，才能进入某个社交圈子。
政治成为了基本礼节的标志。在今日的美国社会，人们倾向于认为政治上的异己者没有最基本的同情心，或对国家缺乏最起码的忠诚。
最后，政治问题不再只关系到政治本身；他们是价值和尊严的象征。当许多郊区民众捍卫持枪权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抵制自命不凡的城市价值观对乡村价值观的侵袭，捍卫乡村价值观的尊严。
政治过度道德化到如此地步，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关于道德的直接讨论已日渐式微。神学家和哲学家曾经公开地直接讨论道德问题。今天，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已不再显得突出，所以现在人们讨论道德问题，需要借助于政策分歧的幌子——而且讨论者往往是政治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
其次，高学历的人倾向于用自身信仰——而不是家庭宗教信仰、种族身份或籍贯——来给自己定位和定性。
第三，在政治宣传和媒体煽动下，两党争议的重点不在于最高税率究竟是36%还是39%，而是”上纲上线”到生命中最根本的东西。
过度道德化对政治本身是一种破坏。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的本质是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或是真理不同方面的平衡。但在这种狂热的状态下，政治变成了光明与黑暗之间正邪不两立的斗争。妥协便是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背叛。当学校、社区团体和工作场所都由政治身份定义；当校园因某些演讲者政治见解出格而取消他们的讲座，当我们的社区缺少这样的百家争鸣，我们都将变得越来越愚蠢。
这种心态也毁了人际交往。每个政党内部都有来自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通过政治标签判断一个人，便是否认或无视人的本质，也是对他人价值的贬低。不管是种族主义或党派主义，最核心的罪恶都是偏见。
个人的不是政治的（观察者网注：女权主义者在上世纪60年代末第二次浪潮中提出”个人的即是政治的”口号，作者反其道行之）。如果你以政治立场评判未来的儿媳，那么你大概属于所谓”三观不正”的那种人。
（原文刊于《纽约时报》，观察者网杨晗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