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直接投资国，但超过一半的对外投资都不赚钱。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带一路”盲目地带动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后果堪忧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特公共政策学院Rio Tinto中国经济讲座教授，为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General Mills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经济项目主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erica投资基金董事、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和巴克莱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
黄益平最新文章
融资难根在利率双轨制
新金融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金融改革怎样改变中国经济？
宏观调控五论
改革长痛不如短痛
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通过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不少人对这个新战略持积极期待的态度，因为它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开放举措，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承担大国责任的初步尝试。不过疑虑也不少，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把亚洲变成变相的经济附属区，甚至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无条件撒钱，扰乱国际经济秩序。国内也有专家提出，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有不少低收入人口。因此，发展国内经济仍然应该是政策重点，现在政府决定将大量的资源投向海外，其合理性值得仔细推究。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其实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试图对国际经济秩序做出补充，其核心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合作和发展，这也正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但要想把中国国内经济的经验转化为有效的国际经济发展范式，需要在实施过程中防范一些重要的误区：第一，不要把“一带一路”当成冷战的工具。中国如果现在与美国争军事“老大”，很可能牺牲掉经济发展的机会。第二，“一带一路”不是国际版西部大开发。光靠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撒钱，难达经济回报的目的。第三，要避免陷入当年日本海外投资的困境。大部分中国企业目前尚未具备海外投资的能力，如果由政府推动大规模往外走，投资效果肯定不理想。
过去三十几年来，中国一直采取“韬光养晦”的国际策略，低调谋发展。不过现在情形发生了变化，中国已经从小国经济变成了大国经济。按市场汇率算，中国经济总量全球排名第二，按购买力平价算，中国已经排名第一。通常说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也证实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想低调发展经济已经不太可能。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公开呼吁中国要承担大国责任，不能总是“搭便车”。所谓大国责任，就是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搭便车”。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刺激经济增长，曾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正面评价。
与此同时，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也出现了一些与现实经济不匹配的缺陷。一是缺乏稳定、可靠的国际货币体系。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对全球金融稳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美联储只对美国经济稳定负责，是一个很难调和的矛盾。二是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提出的一套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理念，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三是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但它们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出现了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呼声。过去几年，中国也积极参与了IMF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重建、G20峰会机制创立等工作，不过，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工作成效不是很大。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第一次独立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张。最近IMF和其他一些机构也开始倡导基础设施投资，但推不动。通过建设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几年间的一个重要经验，也就是通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在发展政策方面的比较优势。现在中国把自己成功的经验介绍给国际社会，对现行的国际经济制度提供一个有益的补充。这个战略也是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当然，中国在推动“西进”经济合作的时候，客观上也降低了短期内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坚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在最近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讨论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主张和风险，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第一，不要把“一带一路”当成冷战的工具。最近有国际关系学者提出，太平洋地区已经形成以中俄和美日为两极的状态，两极要竞争新规则的制定权。他们认为惟一能保障规则制定权和经济利益的就是军事实力，所以中国必须在军事上争当“老大”。这种试图另起炉灶的冷战思维是极其有害的，当年一些国际关系专家建议中国不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至今我们还被排斥在这个旨在建立全球经济自由化新标准的谈判之外。目前中国也根本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虽然经济规模已经排全球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苏联的经历告诉我们，没有以强大的经济为基础的军事实力只能是空中楼阁。
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仍然应该遵循发展优先的原则，“一带一路”的目的应该是继续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包括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现在我们承担大国责任，就应该积极和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补充而不是挑战或替代现行体制，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张蕴岭研究员所说，我们要“修庙、建庙、不拆庙”。既然作为一个国际倡议，中国应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保持开放的态度，在包括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海上丝路银行等问题上，不但要平等对待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应该在时机合适时欢迎日本和美国参加，共同提供资金、创建规则。
第二，不要让“一带一路”战略演变成国际版的西部大开发。中国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规模投资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现在近20年过去了，除了个别地区曾经得益于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总体看来，西部经济没有显著起色。事实上，后来政府主导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经济崛起也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政策效果不理想，原因各异。但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中央政府投资，对地方来说相当于免费午餐，无论是投资决策还是项目实施，经济回报都不是重点考虑的因素。“一带一路”战略要避免这个问题，不能主要由中国政府提供资金，各国应该平等合作，而且要设计合理的政府与市场合作机制。选择项目要特别谨慎，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如果中国政府大包大揽，不但投资容易打水漂，在国际上花钱买怨恨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第三，不要因“一带一路”战略引中国步入当年日本海外投资的困境。客观说，日本有相当一批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在海外运行非常好。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劳动成本上升和日元升值，大规模的资本以直接投资的形式从日本流向海外，特别是一些高调的金融和地产投资案例，引发了“日本将买下世界”的惊呼。但后来日本不但没有买下世界，很多投资最后也都不了了之。类似的情形似乎已经开始在中国上演，有人把2014年中国安邦保险买下纽约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与1989年日本三菱财团买下洛克菲勒中心大厦相类比，甚至惊呼“中国将买下世界”。但现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能不能避免当年日本企业的困境呢？
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著称的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曾经指出一个普遍的规律：即发展中国家输入资本、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但经济学家卢卡斯提出了所谓的“卢卡斯悖论”，即低收入国家输出资本，后来的学者为这个现象提供了各种解释。不过，仅就直接投资而言，邓宁的发现应该还是成立的，因为一个企业能够到海外去投资，必需拥有独特的国际竞争力，这样才有可能在海外市场获得高的回报。按照这个标准判断，目前中国只有两类企业拥有国际竞争力，一是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二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直接投资国，但超过一半的对外投资都不赚钱。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带一路”盲目地带动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后果堪忧。
总体看来，“一带一路”是一个好的国际经济策略，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取得成功却不容易。政府要发挥引导作用，但不要过多介入经济决策。比如建设基础设施，最好是由东道国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来安排。同时要引入市场体系，保证有回报才开始建设，尽量不要做“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关键要解决企业决策机制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投资失败也不承担责任，它们盲目对外投资其实很危险，不但容易引起东道国的反感，也很难获得好的投资回报，实际是白白浪费国家的外汇资源。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失败的案例也很多，但它们投资的是自己的钱，会很快地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政府和社会应该尽量提供信息和服务，降低企业犯错的可能性。■【财新网】（专栏作家 黄益平）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