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联社综合报道）2014年4月22日，江西省分管体育的副省长谢茹收到一封信，来信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冯建中。信的内容并不让人乐观，江西省体育局副巡视员谭清元回忆，“是对我省公办体校运动员文化学习‘两纳入’情况进行通报。”而收到信的，不止江西省一家。写信“提醒”、和教育部磋商加强督导、择机召开新闻发布会“点名”，冯建中在刚刚闭幕的2015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上，提出整治遗留自办文化教育体校的“铁腕”。而这个“遗留”的数据仅占全国约2000多所体校的10%。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3号）（以下简称“23号文件”），对体校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包括地方各级政府要将公办体育运动学校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将文化教育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这一“两纳入”要求，以及建立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模式等。几年来，全国自办文化教育的体校由2012年的420所，减少到目前的194所。
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郭建军看来，“现在的目标，就是尽快消灭这194所。”
袍去虱现的体校处境尴尬
“消灭”，按照郭建军的解释，“是将‘体校自办文化教育’这一形式消灭，建立体教两家共管的机制”，而23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文化教学、教师配备、教师培训等该教育部门管的，全部交由教育部门管理，日常管理、竞赛训练等，则由体育部门管理。
在接到冯建中的来信后，江西省从政府层面加强了督导，8所体校的文化教育得以改善，谭清元回顾了3种方式，“将体校建在学校中，尤其缺乏体育场馆、设施的相对优质教育资源，学生吃、住、学都在学校，由教练进入学校帮助训练；教育部门领导到体校担任副校长，主抓文化课；若派不出人，教育部门出经费，聘任有经验的老师来体校授课。”
“文化没有竞争力，学生的出路就有障碍，招生就难，导致很多项目后辈人才青黄不接，甚至断档。”郭建军表示，自上世纪50年代“试水”体校至今，对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功不可没的体校，作为奥运金牌战略的塔基，“应当正确看待其历史功绩”，但学校规模、在校生数量两个存量的严重下滑，也时刻提醒“体校的发展陷入了困境”。
7000多体操业余训练的孩子分散在全国约150所省市体操学校中，“只有1200人在协会注册了，优秀体操运动员只有485人。”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罗超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体校萎缩的状况，让体操这样的优势项目，在国家队层面竟然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尤其女队非常困难，够年龄、能上场、可选择的只有七八个人，伤一个人，队伍都组不成。其他的，要么年龄不够，要么水平差距太大。”
主要依靠传统三级训练网输送后备人才的项目，都遭遇了体操面临的尴尬。体校“不受待见”，让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卿尚霖不禁“想当年”，“当年能进体校的，都是特别优秀的孩子，有补贴拿，有衣服穿，有机会出人头地。”在强调以金牌提升国家士气的年代，体校携挂着社会资源优势的标签，是当时不少孩子“需要走后门”才能抵达的梦想岛，但现在“时代变了”。
时代如何褪去体校曾经的“绣袍”
县体校、市体校、省体校，柱状的三级训练网构成了人才通向国家队的上升通道。“过去，每一级体校选拔训练都有各级体育部门监管，人才质量都很过硬。”罗超毅表示，但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很多县、市一级的体育部门经历了合并、撤销，当机构、人员、经费失去以往的保障后，“两个基础层面的训练已经松动”。尽管全运会的存在仍让各省级体校保持了选材、育才的质量，但在罗超毅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省级人才输送的土壤也会松动，最终波及国家队层面，“近几年，输送人数有明显下降，但人才质量的下滑，则更能反映体校的处境。”
可在吉林体育学院校长、博士生导师张瑞林看来，体校的落寞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结果，尤其经过1999年以后近10年的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精英教育，变成了现在的大众化教育”，这意味着原来本科文凭不愁就业的常态，正在呈现学生的未来发展，无法通过一张文凭实现社会价值的趋势，“上大学太容易，全国很多省的高考录取率超过了90%”。
人们享有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胜于以往，但对于很多没有机会进行系统文化学习的体校生乃至运动员而言，却不知是喜是悲。即便最终有幸进入体育类大学的对口专业，原本基础知识的厚薄和当前体育专业人才就业市场的宽窄，都向较早从事体育专业的人抛出问题，“你的未来会不会走进死胡同？”
“体育专业毕业的学生和社会需求不成比例，毕业后和所学专业对接的比例偏低。”作为体育教育工作者，张瑞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体育专业对口职业市场能否进一步拓展，是影响体育类在校生数量的一个因素，“大中小学体育老师的岗位和教练员需求的数量，无法形成规模；体育健身指导服务业不够规范，现实从业中往往和学科背景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这些不可回避的原因，让体校生和退役运动员在投身社会后，无论选择其他行业或是体育行业，体育专业背景的竞争力都没有预想中那么给力。所以，许多当打之年的运动员为了考虑“后路”，二十多岁便选择退役；更多孩子在被体校教练“相中”的同时，也被家长早早断了体育路，“以往的培养方式，要求体育人才低龄阶段就面临分流。而未来也没有相应的职业保护，体校自然门可罗雀。”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将聘用制推向前台，“现在的农村孩子，摆脱农村土地束缚的愿望，早已没有原来那么强烈。”曾几何时，从体校毕业是中专学历，而且国家包分配，上了中专户口“农转非”等政策，无不“诱惑”着农村孩子走进体校，但随着时代发展，学历门槛节节攀升，毕业生不再包分配，户口是农是非不再有天壤之别，加之封闭的体校远离社会，越来越像一座孤岛，在文化教育、升学、就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不少基层体校管理者表示，即便期待改变命运的农村孩子，在社会提供了更多选择时，“也会轻易放弃体育”。
“开放”能否成为体校新衣
既然偏离了时代发展的轨道，体校将何去何从？
“现在已经遏制住了下滑萎缩的态势。”尽管，体校的生存状态持续堪忧，但郭建军表示，经过多年恢复重建，全国体校已经从2010年的1930所回升至2100多所，而体校最盛兴的上世纪70～90年代，曾达到3000多所。
“现阶段，中国要是没了体校，竞技体育便会垮塌。”郭建军的观点得到罗超毅的证实，即便人才寥寥，但多年来代表体操项目在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的运动员，90%以上都来自以体校为核心的三级训练网，而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育创造辉煌的必由之路。“现在强调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并不意味着对竞技体育的放弃，虽然人们对金牌产生了审美疲劳，但如果有一天下滑明显，民众同样很难接受。”某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体校境况持续尴尬，却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然有现实基础。
可体校的颓势“并非说句话就能扳回来的”，张瑞林认为，要想真正让体校盘活存量，改革势在必行，“如果不能保证学生今后从事其他职业具有一定社会竞争力，体校依然堪危。”长期以来，体校所遭受的诟病多与其“封闭”的性质有关，因此，郭建军强调，巩固现有体校，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在保证存量的基础上，鼓励体校走多元化发展道路，“主张开放式办学”，比如，场地、训练资源对社会开放，“体校有区别于其他学校的自身优势，可利用现有优势服务广大青少年，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更多人培养体育兴趣，从中再发现体育苗子。”
这样的改革思路，上海体育局副局长郭蓓解读为“体校应当变为体育少年宫”，“以往，体校所关注的对象就是在校的500个学生，但现在要树立面向5000个人的概念，先打开门让更多人进来。”但面向社会之前，解决体校学生与优质教育资源的衔接更为关键，“现在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上学，由教练来适应‘菜单式训练’。”换言之，就是由学生为训练“服务”转变为训练为学生“服务”，毕竟，在体校毕业后真正能进入一线队的人仅有9.8%，在这样的残酷现实面前，郭蓓强调“体校生第一身份是学生，其次才是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