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该方案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发展振兴足球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发展振兴足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
看来，中国足球振兴已经上升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层面，这当然是足球之幸。随后，各地也出台了振兴足球的地方版本。在但笔者怀疑，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行政推动、大干快上式的振兴足球产业的做法，是否会形成足球新的一轮”大跃进”，目前看来还未可知。但是从中国足球职业化、市场化20多年发展的失败教训来看，恰恰是各省、各地方行政不恰当的干预才使中国足球偏离了足球客观发展规律、沦为各地政绩名片的一张遮羞布，进而更加沦为假球、黑哨肆虐的温床。笔者认为，中国足球的健康发展恰恰是要政府放手、让足球健康发展，过多的行政干预反而是拔苗助长。
回顾中国足球职业化历史，权力过度干预的阴影一直没有褪去，这才是中国足球走向是衰败根本缘由。从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确立了中国实行职业化足球的决定以来，20多年过去了，所谓的”中国职业化足球”依然是披了一张”职业化”外衣。其本质上，还是足协权力通吃一切。权力过分集中于足协扼杀了中国足球的生机和活力。从2010年初足协原副主席南勇、杨一民和足协主席谢亚龙因贪腐问题相继落马，曾经不可一世的足协三巨头”胜利会师”沈阳看守所就可以看出端倪。
本来，足球职业化是俱乐部出钱，应按照”资本的意志”体现出资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足协，应该是定位于服务、沟通、管理的行业协会。至少不应该是个逐利的机构。而中国足球改革多年来的后的足协是个什么样子呢？用李承鹏的话说，对国际上，他称之为一个民间组织；对俱乐部，他称之为”上级”派来管理的司局级的”足管中心”；招商引资时，他又宣称为中超公司。这种”官+商+行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三面人”。中国足球多年来真正的当权者似一个人格分裂病人，既不具备契约精神，又全无平等意识；既视市场力量为洪水猛兽，又以其为衣食来源；拒不按通行市场规则费厄泼赖，只闭门造出一道道行政新令。予取予夺，谁可奈何之？在监督机制缺席时，贪腐是唾手可得的事。这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摆到台面上的显规则。
俱乐部投资足球是本来是无利不起早的投资行为，但足协的逐利过度的介入，使得俱乐部改革后的”甲A”也好，”中超”也罢，无非是使足协拿了体制和市场的优势的最大分肥者。从1994年企业入主俱乐部至今，坚持在圈子里玩的，中超中只剩下国安一家，民营企业几乎已经全线尽墨。不是不想玩，已经玩不起了。投入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老板们根本无法按资本运营规律办事，最多，他们只是一个赞助商。中国足球尚处于幼稚阶段，”资本”的拥有者尚能接受扮演”赞助”的角色，但当足球的大盘飞速扩张之后”资本”拥有者的心态必然失衡。上世纪90末期，及时抽身甲A的武汉雅琪和大连万达可谓先知先觉，不蹚这道浑水了。例如，武汉雅琪老总雅琪的周建国说：”足球是能赚大钱的，但中国的环境不行，足球与市场的关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大连万达的王健林说：”黑哨太多、假球太多，中国足球要多黑有多黑。”关于中国足球，没有比周、王二人可谓一语中的。唯有资本的拥有者与运营者才明白中国足球的弊病所在。在2004年，以北京国安和大连实德罢赛为契机，发动的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又被称为G7革命），无疑是对足协”以行业管理知名，实行政管理之实”过度揽权的挑战，但时任足协主席的阎世铎拍桌子的一句”你们把中国足协权威置于何处”的之语，权力的傲慢、对资本的蔑视，溢于言表。
其实，当时北京国安和大连实德为首的G7革命，其实质是对各足球俱乐部所有权明晰的一次总爆发。G7的”革命纲领”就是向足协索要联赛所有权、联赛管理权、联赛经营权、联赛监督权四个本属于俱乐部的应有权利。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徐明当时说：”全由各俱乐部投入组成的产权却被中国足协这个行政单位长期拥有。所有权弄正确了，产权明晰了，才能理顺经营权和管理权、监督权。这是全世界所有足球发达国家的方向，中国足协应正视这一点，不能无偿拥有我们的资产。”其言是也。但可惜的是，G7革命被足协利用官场规则悄无声新的平息，这也证明，足协是球场上不行，官场上却十分厉害。权力通吃掉资本的力量，从当时足协的运作可见一斑。
尽管2011年后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的王健林重新玩起了足球，但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大倒苦水，直呼”官本位办不好足球”。他认为，中国足球落后的最核心原因是体制不对，中国足球花了20年时间，花了200多个亿，换来的是从亚洲一流到亚洲三流，这说明体制不顺，这种官本位办足球，没有顺应足球市场规律，这是我们中国足球落后的根本原因。像假球黑哨有法不依，是（体制）延伸出来的问题。作为一个多年在足球圈中混的大佬，可谓一语中的。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统计中，中国足球每年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1万亿元人民币，这样惊人的商业空间却由一个足协这样行政机构来管理，而且直接参与经营，不仅违反了政企分离的原则，而且也无法监管。中国足球沦落到如此境地，并不是因为职业化改革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职业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革除原来举国体制的弊端，却解除了举国体制之下严苛的约束条件；没有引进市场机制中优胜劣汰的竞争，却引进了市场机制中拜金主义的丑陋面和阴暗面。假球、黑哨现象正是这种尴尬景况的集中体现。尽管几年前中国足协的”三条大鱼”尽数落网，但是体制之弊端依旧难以改变。即便是重金聘请了有执教西班牙国家队主帅的卡马乔后依旧不能进入巴西世界杯就是明证。但愿这次的改革能够遵循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体制保障。我们拭目以待。（陈岚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