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华博馆二期，生动地再现了华工修筑铁路的情景。 （《南方日报》/杨兴乐 摄）
细数新会华侨义冢
根据已故华侨文化研究者欧济霖先生的研究总结，从1992年至2001年，新会共发现4处华侨义冢。
最先被发现的：黄坑海槐义冢。位于(广东江门市)新会会城城西的高科技工业村新会二轻机械厂厂区后山。清光绪19年(1893年)葬，1993年重新安葬，共387穴，为新会第三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节期间，新会华侨中学的学生都会前来扫墓，回乡探亲访友的华侨华人也会前来拜祭。
最大规模义冢：金牛山义冢。也就是黄冲坑鹤嘴华侨义冢。金牛山义冢于2001年5月被发现，约1500穴，是目前新会发现的义冢中规模最大的。
黄坑木山华侨义冢：于1993年发现，为安南埠义冢，约200穴，葬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此义冢为新会目前所发现义冢中年份最早者。
黄坑大槐华侨义冢。亦在1993年发现，为华侨先人义冢，约440穴，估算原葬时间为19世纪末。
此外，黄坑原有华侨义冢约800穴，毁于20世纪50年代末，今已无迹可循。大云山，原有华侨义冢400-500穴，毁于20世纪80年代的基建工程。
放眼看，清明时节祭祖忙；僻静处，魂归故里无人识。侨乡大地，多个寄身荒野的华侨义冢，逐渐被发现其作为华侨文化的重要价值。虽然华侨义冢在多年前就被文史专家所重视，历年来加强保护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这些义冢究竟何去何从，是原地保护还是集中建设陵园始终存在争议。
此刻的江门五邑侨乡，正是在打造“中国侨都”城市个性和名片的当下，华侨义冢，能否成为重要的载体和符号之一？
探访 义冢与小区一路之隔
连日阴雨终于放晴，上周日，五邑大地满是上山扫墓的人群。不少经过新会天子地墓园路口的市民，都遭遇了塞车；同在新会圭峰山脉，一小片被人遗忘的隐蔽地方，散落着几片埋葬华侨尸骨的义冢。它们是百年前，由海外侨团历尽艰辛运回故土的华侨骸骨，当时的新会乡亲为它们择静地安葬。如今，有的藏身工厂厂区，有的被工地楼盘边缘蚕食后得以修缮，更多则是被埋没在深山老林中，难以寻获，处于消亡的边沿。
论保护得力，当地的文史专家首推黄坑海槐华侨义冢。新会会城城西的高科技工业村，穿过新会二轻机械厂厂区到其后门，再顺着一条小道拾级而上，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上，可见黄坑海槐华侨义冢。
据介绍，1992年江门新会建设高科技工业村时，在此处发现了成片的墓碑，于是工厂出资十几万元，将墓地后移20米迁上后山，并翻新了墓地和石碑。这处墓地占地约一亩，整齐排列的墓冢有16行之多，墓穴数达到387个。
如今，黄坑海槐华侨义冢旁边已经竖立起了一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上面显示：清光绪19年(1893年)葬，1993年重新安葬，共387穴，为新会第三批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每年清明节期间工厂的员工都会来拜祭了义冢里的先人，坚持扫墓多年的还有新会华侨中学的学生，一些华侨回乡探亲时也主动前来祭拜。
正是因为黄坑海槐华侨义冢的保护得力，有所对比，几年前金牛山义冢才会被以“同是文物单位，保护力度不一”而诟病；此前几年，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金牛山华侨义冢被破坏严重，生存空间正被附近工业园区和楼盘蚕食，但又因经费、保护方案等问题困扰，未找到彻底的解决方法。不过在2014年初修缮完毕后，金牛山义冢也算是给了各界一个交代。
在新会冈州大道西新会海关右斜对面的路口，沿着楼盘边上的道路直走就能找到金牛山义冢。这里是最大义冢之黄冲坑鹤嘴华侨义冢所在地，以前的会城城西荒芜之地，随着城市发展也逐渐开发住宅小区；这金牛山义冢如今与小区只是一路之隔，周边则满布红木家具作坊，俨然成了一个孤岛。
金牛山义冢外围，两块蓝色告示牌，写着“文物范围，保持整洁；严禁倾倒，违法必究”字样。据悉，一年多前修缮时，墓群及周边的树木和杂草一一被清除，受损的坟头和墓碑也逐一修复，并在各墓区内铺设沙灰路面、引水渠。为减少墓群受人为因素的波及，此次修缮工程还在墓群东侧铺砌了一面厚实的挡土墙，并在周边圈上铁丝网，墓园边沿种上花草树木，以加强保护。
金牛山义冢于2001年5月被发现，约1500穴，是目前新会发现的义冢中规模最大的。该墓群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排列之整齐，保存之完整，较为罕见，对研究地方近代历史、华侨史有重要价值，于2008年10月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走进义冢，记者见不到有主墓碑和载事碑，与海槐义冢不同的是，这块义冢全部采用红砖墓碑，并且所葬的也不全是新会人，有些墓碑上面刻有湖南、连县、肇庆、钦州等地名。
调研 保护义冢擦亮侨都品牌
4月2日，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工委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前往新会区金牛山华侨义冢墓地开展缅怀先侨纪念活动。
代表们认为，华侨义冢是江门独特的殡葬文化现象，是海外华侨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爱国爱乡的佐证；代表们希望，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加大保护和研究力度，继续深挖华侨义冢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函，争取多方支持，共同做好保护和开发工作，更好地擦亮“中国侨都”品牌。
而在一年前的3月26-27日，市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工委组织了五邑大学华侨文化中心刘进、谭金花、石坚平及到访五邑大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安年教授到金牛山华侨义冢、黄坑华侨义冢调研。
座谈中，专家学者建议加大对华侨义冢的保护和宣传力度，如建碑纪念；每年清明节，政府可组织对五邑先侨的公祭活动。同时，应创造条件，积极申 报成为省、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市人大代表们认为义冢是一部活生生的华侨史，加大对义冢保护和研究，是对华侨先辈的敬意与缅怀，也是对下一代尤其是海外华侨华人新生代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最好素材。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继续挖掘和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做好华侨义冢保护工作。
对此，也有有识之士撰文表示，应开展公祭活动，争取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把华侨义冢打造成了解华侨精神的“胜地”，把祭奠活动打造成“中国侨都”的一项品牌活动。“有了祭奠活动，我们再逐步修葺华侨义冢，完善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创造条件申报省级、国家级文保单位”。建议还包括，结合“中国 侨都”建设“十个一”中的“一座纪念碑”，可在几处华侨义冢中择一处修建，供侨乡人民和外地游客参观瞻仰。
实际上，对于如何保护这些华侨义冢，江门学界也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原地保护， 一是集中起来建设一个华侨义冢。
争议 4处义冢能否集中建陵园
自从1992年开始，新会共发现4处华侨义冢，除了上述两处外，其余两处为：黄坑木山华侨义冢，于1993年发现，为安南埠义冢，约200穴，葬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此义冢为新会目前所发现义冢中年份最早者，各坟破损较严重，多缺碑。另一处为黄坑大槐华侨义冢，亦在1993年发现，为华侨先友义冢，约440穴，估算原葬时间为19世纪末。
但是，因为整个圭峰山脉山势复杂，近年荒草蔓长，义冢发现者欧济霖先生病逝之后，别人已经找不到这两处义冢的路。
“这4处义冢都分散在各处，从文物保护角度来说，确实比较难。”近年来，有研究本地文史方面的专家提出，要彻底保护这些义冢，唯一的办法就是 把这些义冢搬迁到一起，修建一个义冢陵园，对其进行集中保护。多年来，持此意见的专家都积极呼吁，希望能够促成这个事情，但是一直没有结果。对提出将义冢迁徙“集中保护”的建议，另一位华侨专家则认为，这是“最蠢的方法”。夹在两种观点中间的文物保护相关部门则表示，文物保护最佳的选择是原地保护，“不过 鉴于义冢分散的现状，还需上级专家研究和论证”。但是，经研究和上报，最后定下的方案是暂时原地保护为宜。
按照目前的现状，如果是要原地保护的话，“开发和利用”这两点就比较难。知情人说，毕竟有的被埋没在深山老林，有的四周则被开发殆尽，根本不利于开发和利用。而如果集中保护的话，又会牵涉到前期选址、专家论证、搬迁等诸多问题，除了人力技术外还要考虑资金，以及上级部门的拍板。
“新会华侨义冢，是见证中国华侨史的宝贵文物，价值极高。”“我的建议原是将四处合到其中一处，建华侨义冢陵园。”建议提出者表示，这样对政府保护，对房地产公司开发，对周边居民，对旅游开发都好。“楼盘路边就是一片坟，房地产商利益攸关，居民也不喜欢。”但是，华侨义冢陵园不是投入问题，是思路问题。“主要是思路问题，不组织研讨，多头管理，莫衷一是。”建议者说，如果是“华侨义冢陵园”，世界唯一，还不是江门的侨乡特色？
“坟地文物有它的特殊性，庙宇可以夹在民居之中，但坟地是不行的。保护工作不能不顾及民俗问题的。”建议者称，应从有利于文物保护、文物利用 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认为迁坟是符合历史习惯的，4处迁到其中一处亦算原地保护，当然最好；就算是逼于无奈新迁，以民俗来说，也是未尝不可的。”
“以前凡有人去义冢，都找欧老，我那时就想，他都这个年纪了，以后谁带。所以我萌发建‘华侨义冢陵园’的想法。”可惜的是，欧老人生最后的几年在病中度过，无力保护义冢了。
钩沉 义冢诉说华工血泪
在广东江门新会，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无主华侨尸骸？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段华工被掳海外当苦力的血泪史。
19世纪，伴随着美洲和南洋开发，海外列强多拐骗、贩卖华工以弥补劳力之不足。据欧济霖研究，最鼎盛时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每年运往南洋的“猪仔”达6万多人。
所谓华侨义冢，即收埋无主华侨尸骸的墓地。从19世纪起，不少中国人被“卖猪仔”到美洲和东南亚一带做劳工。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为 所在国的繁荣与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少华工在工作中因病及事故而死亡。他们的骸骨，被当时由侨胞自发组成的社团运回国内，由国内的慈善机构如积德社、仁育堂、仁安医院等安葬，客死他乡的同胞实现落叶归根的夙愿，成了华侨义冢。
目前，包括江门的开平、新会等地均发现了义冢的踪迹，不过，最多的还是在新会。据史料记载，当时新会在交通、财力、地理位置以及在海外侨胞的心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华侨的骸骨在运输途中，大多以新会为中转站。骸骨运回新会后，受各种因素影响转运不出去，积存日久，就只好在新会择地安葬了。新会是侨乡，新会人历来对侨胞都予以同情和关怀，这些义冢大多经历清代下葬，民国重修，新中国成立后另辟墓园重新安葬等阶段，一次比一次处理妥善，新会华侨义冢才得以保留至今。
但是，由于使用华工的公司对死亡劳工的不负责任，导致义冢群中没有全名或无名无姓的墓主不在少数。欧济霖生前研究统计，黄坑海槐华侨义冢现存的386块墓主碑中，名字带“亚”字的有57人，带“阿”字的17人，共74人，占墓主总数的19%。欧济霖曾分析，新会方言中，“亚”“阿”作为名字的前缀是同义的，用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低层人士之间彼此熟不拘礼的互称。刻墓碑本是一件庄重的事，本来是要用全名，但出现这么多带 “亚”、“阿”字的名字，只能理解为不得已。
此外，墓主碑上带“福德”的名字有29个，占7%。除“福德梁公”“福德赵公”“福德谭公”“福德诸公”“福德先姑”5名外，其余24位就以 “福德公”为标志，仅能表明死者为男性，连姓氏也没有，实际上是“无名氏”。中国人一贯以死者为大，称之为“无名氏”，难免有些残忍；而“福德”是褒义词，用作指代这些无名死者是恰当的，这反映了侨乡人对海外同胞的情意。
专家
华侨义冢是独有的历史产物
本地熟悉义冢的学者口中的欧老，就是欧济霖，华侨义冢民间保护者，从58岁开始，一直致力于华侨义冢的研究和保护，并组织社会力量对散落在新会乡间的华侨义冢进行资料搜集和实体保护，然而，2007年年中一次意外摔倒，使得这位民间文保人士再也没能力继续跋山涉水从事自己热爱的华侨义冢保护工作，摔倒后不久，欧老也因年岁高离开人世。
在欧老与义冢结缘的15年中，他不辞劳苦，每隔一段时间，就去义冢拔草。每发现一处义冢，总去扫土、恢复、给碑文上漆、拍照和抄录所有碑文，加以系统整理，潜心研究。每个研究采访或拜祭义冢的人，总希望找他带路、讲解。他没有任何职位，也没领任何报酬，甚至有时还要自己掏钱去做研究和发掘工作，身体不好还要夫人陪去，但他却义不容辞，尽心于此。尤其2001年以后的几年，他不断奔走于新闻媒体和政府部门之间，希望做好华侨义冢的保护。
欧先生对新会侨史，特别是新会华侨义冢的研究成果丰硕，写出《新会的华侨义冢》、《华侨义冢碑刻考》等一批文章。2001年凤凰电视台拍《寻找远去的家园·华侨义冢》，他是特邀嘉宾。他说这些义冢全国罕见，是研究华侨历史不可多得的宝物，喻为研究华侨史的“兵马俑”。
欧济霖生前曾认为，任何价值取向，都是以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冒风险，涉重洋，是有其经济价值的；而客死异域，临终嘱托或没有嘱托由后死者根据共同的宿愿，归葬故里，这种行为是炎黄子孙永念故土、落叶归根、魂返家乡的一种牢固的传统乡土观念使然，这种观念来自中华传统文化。而早期的中国移民在美洲受到偏见和排斥，不能享受落籍权益，这种不公平待遇，引发了他们的思乡情绪，强化了他们传统的落叶归根思想—一个人的出生地或祖辈世居的故乡，永远都会接纳自己，因而出现这种环球独有的历史产物—华侨义冢。
呼声
义冢保护应有全球视角
在华博馆二期，记者看到几幅与华工相关的照片，一幅是正在美国加州农场摘桔子的五邑华工；一幅是1881年至1914年，五邑华工参加了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还有一幅是五邑华工在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河与美利坚河流域筑堤造田，开垦良田1800英亩，成为美国的粮仓。这些华工，有的就成了义冢里的孤魂，谁知他们曾在美洲和东南亚的土地上游荡过呢？
可以说，华侨义冢中埋葬的都是孤苦伶仃、客死他乡的出国华侨。乡人并未将其抛弃，而是通过同乡会组织，将其骸骨辗转运回家乡安葬。这既深刻地 体现了侨乡的人文关怀精神，也生动反映了华侨历史中苦难深重的一面。侨乡不少有识之士都疾呼，对这一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是对先辈华侨的最大敬意与缅怀，也是对侨乡后代进行乡土教育的最好素材。
有学者建议，倡导每年在华侨义冢进行的祭奠活动，政府部门可以牵头，邀请一些知名邑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代表出席，组织侨务工作者、中小学生参加。在形式上，应有别于祭奠烈士等，除了敬献花圈、诵读祭文，还可插入祭祀戏剧，适当重现当年先侨在海外的劳动、生活场景。在宣传上，应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途径提前做好宣传，吸引更加多市民参与其中。此外，还可以举办早期北美华工学术研讨会，邀请美国学者前来，与本地学者开展交流。“除了江门的华侨义冢，美国的洛杉矶、波特兰等地也有铁路华工墓区，洛杉矶还专门修建了纪念墙，华工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性也逐渐引起当地的重视。”
但是，义冢的保护为何如此困难，难以受到重视呢？有人以为，关键在于义冢缺少旅游开发价值，难以产生经济效益，此外还要花费资金进行修葺维护。但文物保护又怎能一味以金钱作为决定因素呢？
本报评论作者雷阵语认为，“只有深入研究这一本土文化，让其全方位地得到展现，让每一个前来旅游的游客都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江门才会逐渐积累起口碑，把旅游业越做越大。”“如此看来，保护华侨义冢虽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也不能直接获得旅游收益，却会为华侨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增加分量极重的筹码。”(杨兴乐)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