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联社洛杉矶4月30日讯）据南方周末报道，王金南的面前堆着一叠”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从2004年到2012年，每年一本。这些排版精美的报告上印着三个字”公众版”，但是它们从未向公众发布过。南方周末记者也只能看看封面，不能打开报告。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即现在的环保部）和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反映了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
这份被称为”绿色GDP”的报告甫一发布，便激起喝彩声，但也导致后续报告发布的流产。对于数据、研究方法的质疑扑面而来。压力更大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公开数据、部门之间争论不休。这似乎表明，中国绿色GDP核算已经寿终正寝。
但10年来，绿色GDP2.0核算体系牵头人王金南的课题组依然默默地编写报告，包括上述不会发布的”公众版”。他的另一身份是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在王金南看来，如果有一天，全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不再使用GDP，那才是绿色GDP真正的”寿终正寝”。
2015年3月30日，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并冠以”绿色GDP2.0″称谓。王金南却显得较为平静，他不愿再回顾争议和是非，心愿很简单，将十年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环境污染损失总量在上升
南方周末：时隔十年，环保部为何要重启绿色GDP2.0？
王金南：大形势上，大家能觉察到现在的政绩观和发展模式和以前不同了。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评价体系。
那时候，我给环保部领导写信，提出关于开展中国生态产品核算与生态资产负债表工作的建议。几个领导都批示了，希望尽快开展。2014年1月5日，环保部潘岳副部长亲自主持了启动仪式。就在这个会上，我建议这次核算就叫”绿色GDP2.0版”。
南方周末：2.0版本和1.0有什么区别？
王金南：绿色GDP2.0是一个框架，原来的内容还有，又加了新核算内容。最核心的还是环境污染损失及其占GDP的比例，这还是1.0版的内容，研究方法基本上保持一致。
新加的核算有两个，一个是根据大气和水环境容量，核算出环境容量资产的负债情况。以大气为例，首要污染物是PM2.5，那么在PM2.5年均浓度达标情况下，允许排放的多项污染物量就是大气环境容量。再与每个地方排放量一减，就得出环境容量负债多少。
还有一个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以前我们计算的都是环境污染的损失，实际上生态系统保护好也是有产出的。所以2.0版加上了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生态系统生产总值，计算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GEP没有正负概念，生态系统越好，GEP值越高。目前，2.0版中的GEP主要由中科院生态中心欧阳志云教授牵头开展。之前，欧阳志云已经算出贵州的GEP，高达26325亿元。
三块内容不能互相加减，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2.0版，都可以给决策服务。
南方周末：争议较大的地方在哪里？
王金南：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现在要不要列入还有争议。比如北京，2014年PM2.5年均降了4微克/立方米，这会带来一定的生态环境甚至健康效益。但年均浓度85.9距离达标还有很大距离，测算出来的效益意义不大。
南方周末：2006年之后，1.0的研究结果就没有公开，2.0重新启动，结果还会公开吗？
王金南：2006年之后的研究结果我们给统计部门和地方政府都递交了，只是没有向公众公开。2.0版的结果，我们算出来了数据会送到环保部，部里愿意公开就公开。回顾过去的核算，我们发现世界银行算得比我们高多了。我觉得公开核算研究报告没啥了不起的。不行，通过发表论文公开也行啊。
南方周末：1.0研究数据是怎样的？十年有什么变化趋势？
王金南：2004-2012年，全国环境污染损失相当于GDP的比例，最高是3.05%。最新数据是2012年，占2.3%。
总体上，近10年全国环境污染损失总量是在上升的，但是相当于GDP的比例有下降的趋势，因为作为分母的GDP增加得更快。2012年，大气污染的损失最多，超过三分之一。
南方周末：为什么各个省的数据不能公布？
王金南：一公布，各个省就横向去比较了。1.0的时候，要求保密的几个地方，数字都不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想公布。
从研究到考核，仍有障碍
南方周末：2.0的结果会拿来进行地方考核吗？
王金南：我们做的核算都是研究，从研究走向考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说一个故事，当时我们开展地方试点时，某省自己也开展了核算研究。记得该社科院算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失占到GDP比例是30%-40%，结果省领导火了，重新找了几个专家核算，结果是7%左右。
而且因为数据来源的滞后性，我们最新的核算研究只是2013年的。
南方周末：如果考核的话，方法还需要哪些改进？
王金南：制度和研究是两码事。研究本无所谓标准，但拿到制度层面很多问题就要说清楚了。如果建立制度，我会提出”从研究上升到制度的几大障碍”。数据质量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数据的来源、质量控制、滞后问题，如何去解决？
技术方法也需要规范化。例如有些参数需要专家的认证，不能同样一棵树的生态服务价值在浙江10万元，而在北京只有1万元。
GEP和GDP也有差异。例如GDP算的是一年生产的经济产出，是年度数据，好比树的一个年轮。而GEP目前计算是存量，好比树的十个年轮，生态系统的变化不是每年的尺度变化，这是GEP最大的挑战。此外，像水果、文化旅游等，作为生态经济产品被核算入GEP，但在GDP中已经核算过了。
南方周末：如果不能进行考核，那计算出来的意义是什么？
王金南：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那就要问，什么是接近，什么是达到？环保部门经常被综合部门责问：你是搞环保的，你说说究竟我们国家可以排放多少污染物？这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
环境容量计算还可以给总量控制提供依据。初步研究的结论是，总量减排是持久战，是改善环境质量的硬道理。
南方周末：如此说来，最可能纳入考核的还是1.0版本里的环境污染损失？
王金南：有可能。31个省份的环境污染损失占GDP比例多少可以给出数字。环境容量负债和GEP不一定纳入。考核是一条漫长的路，也不是本研究项目的目标。
简单一点的话，建议可以推行绿色GDP的第三方评估。例如中国社科院每年都会出版绿皮书、蓝皮书。
南方周末：你说要加强若干产业的绿色环境成本核算研究，是什么意思？
王金南：比如煤炭真实成本研究，就可以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每个环节怎么落实政策，是生态补偿制度、排污收费制度还是环境税？我们正在开展钢铁、水泥等行业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学和我们的环境污染损失差不多。
南方周末：从2014年重启到现在，有没有收到其他部门和地方的反馈？
王金南：这次好像没有，大形势变了。统计局开过一个会，我们研究人员去旁听了。环保部自己也没有邀请过其他部门参加过会议。不过，如果有地方愿意参加试点，还是要公开数据，至于有没有地方愿意公开，就不是我们来定的，必须地方自己去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