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每到岁末年关，打工者盼的就是拿到工钱、买到回家的车票。而留守在农村老家的孩子们，也已经开始倒数与爸爸妈妈团聚的日子。据统计，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能否健康成长，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事关国家的发展与未来。孩子们成长中有怎样的悲喜？家庭、政府、社会、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是否到位？留守儿童问题该如何破解？人民网记者赴河南、安徽、贵州、四川、云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以及广东、北京等劳动力输入地采访，推出“十问留守儿童”系列报道，与网友一起探讨。
一瓶农药，4条生命，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四留守兄妹6月9日晚让人心痛的选择，引发了举国关注。毕节市七星关区委、区政府9月8日在贵州省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现场推进会上的反思称“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由于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好。”
在家庭监护短时间难以到位的情况下，如何落实好留守儿童保护工作在农村的“最后一公里”？
一个村43个留守儿童的妈妈“跑了”
9月末，田坎乡茨竹村，一座白色的三层小楼门窗紧锁，门前的3个菜池子里长满了杂草。楼后的旧房子，是15岁的张启刚和三个妹妹生前喂猪的地方。
从5月8日到6月9日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四兄妹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反锁在房子里，除了还在上幼儿园的最小的妹妹。亲戚和邻居对孩子们的描述，大体是“跟他爸爸一样内向”、“不爱跟人说话”、“独来独往”。
孩子们生前的境遇，是父亲外出打工，母亲“跟别人跑了”，爷爷奶奶早已去世，外公外婆“即使从门口经过也不会进去看望孩子”。
就在村民向记者讲述张启刚家里的过往时，一个头发蓬乱30岁模样的男子骑着摩托车经过。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刚刚从外省打工回来。孩子的奶奶不无抱怨的说：“孩子他爸在外面打工赚的也不多，孩子他妈别人‘跑了’，从来没管过孩子。”
说到孩子的妈妈们“跑了”，一个村民似乎看出了记者面露惊讶，“这有啥见怪的，嫌我们这儿穷呗。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时好上了，生了孩子送回老家来，一看村子里这种条件就不愿意继续过了。”
根据村委会留守儿童档案，该村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
翻阅档案记者还发现，外出打工家庭中，有10户有3个孩子，两户有4个孩子。
在贵州省罗甸县打改村，9岁的孟小花（化名）有4个弟妹。放学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回到家，听见小弟弟在哭，小花扔下书包把弟弟背在背上。说起爸爸妈妈，小花瞪着大眼睛一脸的漠然。她不记得爸妈最近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平时跟父母也联系不上。
记者在四川、云南等地采访时也发现了一家四五个儿童集体留守的现象。
“超生家庭在经济和教育方面都面临严重问题，给家庭和当地政府都造成极大的压力，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一位妇联工作人员不无担忧的说，“望打工者流入地政府能更多的帮助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也希望整个社会加强宣传，让更多的人改善生育观念和家庭教养观念。”
“阿姨来我们家拍了照片就走”
4兄妹自杀后，49岁的茨竹村村主任王章更忙了。村民们20世纪90年代开始外出打工，至今村子总共2480人，有1323人在外打工。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以前“没觉得有啥不妥”。村干部的工作以往主要是抓产业发展、基础设施、计生工作等。近两年关于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频现报端，留守儿童相关工作成了村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村里监护情况较差的13个留守儿童重点户由乡干部一对一帮扶，村干部负责一对多帮扶普通的留守儿童户。要求每个月至少家访一次，”王章负责17户留守儿童，村大路远，离他家最远的户，要爬1个多小时的山路。每次家访，王章主要是看看孩子是否有吃有穿，然后叮嘱要注意安全，要好好学习。“我初中毕业。不懂啥心理学，也只能是看看表面。”除了家访，王章还负责给在外打工的家长打电话劝他们返乡或者把孩子接走照顾，“家长们基本是说带在身边没能力照顾、负担不起，回老家又担心找不到工作”。
记者随机走访了几乎留守儿童家庭，有的孩子跟村干部熟识。也有孩子表示村干部从来没有来过家里，一户杜姓人家的4个孩子表示，根本不认识负责帮扶他家的村干部。
其他村也有类似情况。在毕节市黔西县素朴镇白花村，十岁的张明（化名）跟奶奶经营着一家小卖店。村书记带着路过小卖店，张明很熟络的跟他打招呼：“村书记经常来我家串门，让我好好学习别乱跑。”
同村12岁的赵菲（化名）每天放学要带着9岁的妹妹放牛和做饭。妈妈3年前生完妹妹后因病去世，爸爸外出打工，姐姐读寄宿初中，两个妹妹被姑姑带走抚养。“有个穿丝袜的阿姨，来我家拍了照片就走了，啥也没说。”赵菲并不知道那个阿姨，是负责定向帮扶她家的驻村干部，更不知道她拍照的原因，是为了定期到留守儿童家里家访并拍照为证的任务。
素朴镇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周卓自己也承担了定向帮扶两户留守儿童家庭的任务，9月末的周日，忙完镇上的其他工作，去和平村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周卓的手机响了，“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儿子抱怨他已经有三周没回家了。周卓笑称，自己儿子也成了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工作必须要做好。家访走形式的，我们一定严肃处理。但是经济发展也不能落下。没有发展，就留不住人，就解决不了留守问题。”周卓如是说。
一名村干部能否服务好32名留守儿童？
在田坎乡小学的留守儿童档案里，张启刚的“需要关爱内容”一栏明明白白地写着“情感关爱”。
“父母的陪伴和爱是无法替代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指出，首先应该想一想家庭怎么办，家庭之外村庄怎么办，因为这孩子们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
贵州省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中，8次提及村（居）委会。文件规定，发挥乡村两级组织特别是村级“两委”干部作用，努力把工作做细做实，确保各项责任和政策措施到位。落实乡镇政府和村（居）委会监督责任。驻村工作队和驻村干部将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爱救助工作纳入工作内容，制定工作计划，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据毕节市民政局统计，该市有0-18周岁的留守儿童374187人，其中0-14周岁的留守儿童330695人。在0-14的留守儿童中有11160人的监护较差，其中3009人处于事实上无人监护照料状态。相较之下，该市在乡镇具体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有837人，人均服务留守儿童对象395人；在村（居）从事留守儿童工作的村干部按每个村（居）2-3名计，每名村干部人均服务留守儿童对象32人。
当地一位村主任告诉记者，他和村支书每月工资是1200元。其他村干部大概是800元。政府对村里留守儿童工作的支持，基本上体现在项目和对户的救助上，比如建寄宿学校、发展养殖产业等，并没有给村干部相关工作经费。而河南西华县，村支书和主任的月工资是450元。
毕节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局副局长李晓玲表示，省里市里都很重视留守儿童工作，各部门都在做相关工作。但是所有的工作最终落实还是在村里面。每个家庭每个社区都是由村干部负责的。对于“假落实”，只有加大督查的力度。但是现有村镇力量不足，村镇干部学历不高，需要解决人手、能力素质、待遇问题。
帮农村找回活力的路径尝试
长期从事留守儿童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博士潘璐在调研中发现，城乡之间社区发展的差距非常大。乡镇、村这一级，还没有形成社区服务和发展的意识。有些村子，即使有外部资金和物资的支援，村委也不知道该怎么运用去开展社区公共活动。建议国家和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给予一定的资金倾斜，加强对村干部培训。但是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更有效的是引进专业的社会服务，组织儿童相关活动，让留守儿童每天赖以生活的村子恢复活力。
李晓玲的思路是，在农村设相关岗位，不固定人，聘请有资质的社工来做。有这个设想，但是没有卖方。在毕节没有这样的社会组织。需要培育。另外资金也存在问题。测算一下，按照最低工资标准1500元测算，全市3660个村居每村落实一个岗位，预计需要5490万。
2014年起，全国妇联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尝试向留守儿童集中的村镇推出“儿童快乐家园”公益项目。每个“家园”由项目地区提供至少60平米的场地，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统一配置物资，包括儿童读物、数码钢琴、电脑及视频通话设备等。项目设置电子管理系统，建立反馈机制。由当地妇联负责组织落实，明确专职管理人员，建立留守儿童和志愿者档案，统筹利用资源。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妇联组织发动机关、企业、学校的干部、员工、老师志愿者争当“爱心妈妈”“爱心爸爸”，与贫困留守儿童开展“一对一”帮扶，利用“儿童快乐家园”平台持续开展关爱服务。目前全国24个省（区、市）已有近400个“儿童快乐家园”，成为配合政府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有效补充。
贵州和立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理事黄晓愈和同事们正探索从金融的层面切入农村社区，让更多的年轻人回归，让农村重现活力。具体思路是通过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返乡发展传统的手工艺、特殊农业，并帮助他面打通销售渠道。比如在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控拜村的“恢复银匠村”项目：先说服和支持一位年轻的银匠回到村里，设计让游客能够进到村里亲身体验银饰的制作过程，给银匠和村里带去了消费。其次，利用网络传播以及新媒体的优势，对外展示苗族银饰以及工艺。到目前，已经建立了银匠协会、小微企业等不同的组织形式的平台，为银匠们服务。随着到村体验游的人数不断增加，现在银匠们已经开始考虑完善基础服务设施以更好更多的接待游客。项目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政府为村里修缮了公路。
“在传统的村落，有乡绅结构以保障社区的正常运转。可现在的农村村落已经变的个体化，处于需要重建的阶段。这种重建与儿童健康发展将会是互相促进的良性发展，”黄晓愈希望，更多的村民能在回村创业的过程中找到自信，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不是盲目追求城市化的东西。（人民网记者 赵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