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古人无法解释一些奇异的天文现象，就是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天文变化的规律。而我们的祖先却能够根据人们出世时行星和黄道十二宫的位置，来预卜他们一生的命运。
中国占星术在古代的时候，称为“星学”、“七政四馀”或“果老星宗”，早在夏、商、周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到达了盛极一时。在汉末与唐朝，因为受到印度及波斯的影响，使中国占星术更加蓬勃，出现许多著述。
可以说占星术,是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发生过特殊作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占星术。古人观察天文星象,一方面是为了编制历法,确定季节,用来安排生活和生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占测神秘的天意,用来评价和指导人类生存。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对星官理论进行了总结，定义了一套完整的星官体系。明代程明善在佛像肚子中发现的《开元占经》，记录了《甘石星经》中对星官及其所预示的事件和命运，其中石氏92官、632星，甘氏118官、506星，巫咸氏44官、144星，二十八宿28官、182星，还有一星一官不属于任何一家。加上二十八星宿，中国古人总共记录了1465颗星，分属283个星官。
星官的命名，有以诸侯国命名的，如齐，赵，郑，越，周；有以官职命名的，如宦者，宗正，天将军；还有以建筑命名的，如房，东壁，天市，阁道，等等。每一个星官都是一组恒星，组成星官后以人间具体事物进行命名，用事物对应人间事件。如果天体在星官范围内运动，人们就能根据星官的命名附会相应事件，星官也就得以成为我国古代星占学的固定的坐标体系。
占星术流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代占星家们能从天相中甄别出国家的兴衰。如太阳的暗淡无光、月食、彗星、流星都是一种不祥之兆。当然，有些天文现象就是瑞兆。如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三月初二日，发生了日月同升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同在地球一侧的天相，这种几百年才可能出现一次现象，被当时的占星大师们确认为祥瑞，“日月合壁，五星连珠”唯有盛世才有之相。为此，雍正皇帝龙颜大悦，命令宫廷史官加以记载，并宣告天下臣民知晓，为此，而得封赏者甚多。
无论是占星术，还是和占星术相类似的望云术，望气术，都是将人和一些天文现象、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甄别出二者之间的种种关系及天人相应的直接呈现。占星术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三国演义》中就有许多“夜观天象”然后再决定宫廷政策、军事计划、人事变动等等。说明中国文化的天人感应思想，造就了对天文占星的重视。
中国的占星术是天命观和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它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并且一直被最高统治者所掌握。至于中国占星学为什么会在明、清二代中断了呢？这主要是因为明朝皇帝朱元璋的明令禁止造成的。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借重通晓天文星象的刘伯温之后，认为了解天文星象者，可以看穿世事，可以掌控天机。所以明令禁止民间对占星术的学习和研究，违者一律论斩。加上明朝中期后，天文历法早已紊乱不堪，造成了占星术无法继续发展。到了明朝末期，徐光启才与多位人士拼命的向西方基督教会传教士学习天文历法，而我国的历法也才在那个时候得以完整修成，中国占星学也因而得以延续下来。
清初，因为康熙皇帝非喜爱天文，恰巧遇到了西洋传教士有意借着西洋先进的天文知识，做为传教的交换工具，因此三大坐标系和球面三角学等这些在天文学上所运用的知识和仪器，被完整的引进到了中国。西洋占星学也因此堂而皇之的传入到中国，《天步真原》就是中国第一本中西合译的占星书籍。直接替代了中国占星术。
根据观察天象变化以占卜人世吉凶祸福的星占术，直接反映了天人关系，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独特文化信仰，并对传统文化和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对国家大事进行占卜,又向最高统治者提出天意的“谴告”。尽管存在着御用化的价值取向，但其中大量宝贵的天文学知识,和天人感应的文化价值，永远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
李建军写于敦煌
2016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