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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子的“我也是”使命:在审查和诉讼中不断战斗

【美洲华联社讯】北京——去年夏天的一个不眠之夜,在脚边的暹罗猫星星的陪伴下,在北京当编剧、时年25岁的弦子(Zhou Xiaoxuan,应本人要求,本文中文版不使用其真名)拿出手机,开始愤怒地写下困扰她多年的那一天。

5岁的弦子在北京家中。她已成为中国刚刚开始出现的“#我也是”运动的英雄,以及受够了父权文化的年轻女性希望的象征 IRIS ZHAO/THE NEW YORK TIMES

2014年,作为国有广播机构中央电视台的新人实习生,她被要求将水果送到著名主持人朱军的化妆室。就在那里,她说,朱军开始强行亲吻和并对她上下其手。(朱军否认了这些指控。)

弦子于7月发布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这段经历,饱含感情地发出中国女性权利的吁求——也是对现状的大胆谴责。

“我相信每个女生说出自己受到过的伤害,告诉大家这种伤害有多么寻常、普遍,让社会意识到这种房思琪式的屠杀确实存在,一定是有意义的,”她在3000多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被一位朋友的朋友转发到微博客网站新浪微博上后,弦子的文章快速在中国互联网上传播,并激励其他女性说出自己遭性侵的故事。它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中国政府进行了干预,他们阻止人们评论,并禁止国有新闻媒体报道她的案子。

弦子有些不知所措。她一夜之间成了中国刚刚起步的“#我也是”(#MeToo)运动的英雄,以及受够了父权文化的年轻女性希望的象征。但她也成了仇恨的目标,收到了成百上千条威胁信息。

接着,54岁的朱军发起了反击。8月,他向弦子提起诉讼,称她的指控“公然捏造并恶意传播”。他要求获得约65万元人民币的赔偿,称弦子损害了他的声誉并引发精神困扰。

电视主持人朱军,摄于2014年。去年8月,他对弦子发起诉讼,称她的指控“凭空捏造,与事实严重不符”。 REUTERS

她考虑过退缩,后来却变得更加勇敢,她对朱军提起诉讼,声称其损害了她的名誉。“开始准备战斗吧,”她在网上写道。

自那以后,弦子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女权声音,她开始挑战中国“#我也是”运动的极限,面临审查制度和当局对调查性骚扰和性侵案件的不情愿,该运动难以取得立足点。

弦子帮助遭性侵的女性寻求正义,陪同她们到警察局提交刑事报告。她批评政府和整个社会未能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女性免受家庭暴力的侵害。她详细记录了她的官司,发布记录她胜利和挫败的日记。

弦子承认,中国女性面临许多障碍,包括含糊不清的针对强奸和骚扰的法律,以及在性侵案件中总是指责女性而非男性的文化。但她表示,她对这种态度会发生变化感到乐观。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她最近在北京东部的家中说,“它将对人们的内心产生影响。”

弦子在中国中部的工业城市武汉长大,她发现在老家,许多家庭似乎都重男轻女,这种做法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她的父母担心,女孩子有可能遭遇骚扰或被人欺负,所以13岁之前,都不许她独自乘坐公共交通。

弦子说,直到2014年夏天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时,她才成了中国男权文化的受害者。

在央视实习期间,她在朱军的招牌节目《艺术人生》节目组工作。对于渴望进入电影行业的一名大三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工作经历。

朱军是中央电视台的当家主持,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歌手、演员、舞蹈演员和单簧管手,在央视有着25年的辉煌职业生涯。他最出名的身份是春晚主持人,该节目的观众超过7亿。在已于2017年底结束的《艺术人生》节目里,他以问一些让嘉宾潸然泪下的煽情问题而闻名。

弦子说,那天她和另一名实习生去这位著名主持人的化妆间采访,结果遭到朱军的强吻和抚摸。她说,当另一名实习生离开房间后,朱军转向她,抓住她的一只手,说自己会算命。然后他把她拉向自己,她说,他不顾自己的反抗开始强吻。一名嘉宾来到门口,她才得以趁机逃离房间。

朱军的律师和央视没有回复置评请求。在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中,他称弦子的指控是“凭空捏造,与事实严重不符”。

朱军还起诉了弦子的朋友徐超,后者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弦子的文章。

更衣室骚扰事件后,弦子去派出所报案。

但她说,警察劝她不要报警,称朱军是对社会有益的人物,而且警告她,这有可能危及父母的工作(她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在一家国企工作)。

数年来,弦子一直保持沉默,只告诉了父母和最亲密的朋友,她担心自己会遭到抹黑。

“人们不允许展示自己的痛苦和创伤,”她说。“许多女性担心别人觉得她们在抱怨。”

今年7月,她在和朋友一起吃饭时,看到了一个童年好友发的“#我也是”(#MeToo)运动的帖子。她深受感动,想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以此支持她的朋友,并让她的男性朋友们知道,性行为不端非常普遍。她熬了一个通宵把文章写出来,凌晨5点刚过就发了出去。

“我是想让我的朋友们通过这个帖子知道,“#我也是”运动离他们很近,”她说。

女性权利倡导者说,弦子的例子让其他女性更容易去分享她们被侵犯的故事。虽然中国的“#我也是”运动规模很小,但过去一年当中,女性对大学教授、科技高管、宗教领袖和非营利机构高管等人士的控诉已引起广泛关注。

“比较多的年轻人愿意站出来讲,”专门致力于性别歧视案件的北京律师黄溢智说。“然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不再畏惧。”

弦子说她觉得自己是幸运,而不是勇敢,因为她的案子在新闻媒体上获得了广泛关注。她说中国的很多女性很难被听到,指出一些受害人在警局排队等好几天,最后却遭到无视。

“其他女性所经历的障碍是我无法想象的,”她说。“她们的案子几乎没有办法解决。”

在她的微博页面上,她贴出了多条启发性标语(“光明会到来的”)以及对自己的反思。在近期一则博文中,她述说了她如何不喜欢一位记者拍的一张照片,因为那让她看上去像是个软弱无力的受害者。

“我身处樊笼之中,缺少勇气、微不足道、畏缩逃避,就像这张照片一样。”她写道。“我希望女孩们能得到更多保护,在直面镜头时,她们都可以笑的坦荡。”

在10月一个阴霾天,弦子步入了北京西北部的一座法庭,首次在朱军诉讼案中露面。在法庭程序中,她被要求提供遭受侵犯的证据,并叙述事件经过。

庭审结束后,紧张害怕的弦子说,她感到太累以至于想呕吐。

在过道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她是否感到自己处于压力之下。弦子停顿了片刻,对她的痛苦经历作了一番审视。

“这是我必须应对的,”她说。“我别无选择。”(文章来源:赫海威 纽约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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