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华联社洛杉矶3月16日报道】连日来，美国新冠病毒疫情呈现突升趋势，洛杉矶县首例新冠病患死亡病例发生在华裔社区，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应该是自美国发生疫情以来采取的最重要步骤。邓洪律师表示，疫情初期特朗普的信心满满的态度与专业人士意见相左，造成来防控疫情的拖延，不过美国社会还有一种制衡的力量，会迫使业者在疫情面前必须维护消费者的安全。
邓洪表示，3月11日似乎是美国新冠疫情甚至是世界疫情的一个拐点。先是在华人居住密集的核桃市发生洛杉矶县新冠病毒首例死亡者，在现场的5名警员、15名消防队员因担心被感染病毒而隔离。紧邻华人社区并有一定比例华裔居民的帕沙迪纳市也出现病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尔湾分校、南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等高校纷纷采用在线课堂以及全美第二大学区洛杉矶学区宣布停课两周，显示社区了社区疫情的严重以及对于疫情的担忧。
邓洪说，在全美国范围内也是一样，明星、球星感染病毒，NBA常规赛停赛，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大增。特别是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的主治医生布赖恩·莫纳汉（Brian Monahan）博士在3月10日的一次国会闭门会议称，他预计美国将有7000万至1.5亿人感染COVID-19。
邓洪介绍说，根据NBC的报道，传染病专家说，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似乎比季节性流感更致命，传染性更强，许多专家和美国卫生官员说，死亡率可能在1%左右，至少是流感的10倍。哈佛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马克利普希奇（Marc Lipsitch）本月早些时候说，他认为世界上大约40%到70%的人口可能感染上这种病毒，其中1%将死亡。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博士（Anthony Fauci）3月11日在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说，“我可以说，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病例，情况将比现在更糟”。
邓洪表示，这些消息经由NBC电视台在3月11日报道后，震动华尔街，导致股票大跌。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也宣布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正是在这一的背景下，特朗普总统宣布了美国处于紧急状态。简单的回顾一下美国抗疫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严重的疫情和特朗普最初表示的疫情很快就会自己消失的情况迥然不同；专家对疫情的看法也一直与特朗普总统此前的看法完全不同。
邓洪说，一般而言对于疫情防范要三个措施，第一是围堵，也就是不让病毒进入国门；第二是隔离，防止病毒传播；第三是人与人的接触要保持距离，防止社区感染。当然，还有个人的防范措施。自美国出现第一个病例以来，美国是采取了围堵，但只是限制了中国等亚洲游客进入美国。但是，根据CBS在3月11日在采访副总统彭斯的报道，彭斯说， 在已经发生疫情的35个州，有30个州的病患感染源在欧洲地区。这是美国副总统给我们的信息，现在特朗白开始围堵欧洲 ，但为时已晚。
邓洪认为，造成目前美国疫情严重的第二个因素是各界基本无应对措施，似乎被新冠病毒打个措手不及，目前社会上也产生了抢购、囤积等恐慌现象，最为典型的就是初期的检测能力低下，包括缺少检疫包以及州一级的卫生部门都没有检测新冠病毒的条件。这种现象与美国文化中的过于自信有关；也与悲观失望后产生的恐惧有关，
邓洪表示，大家都会记得疫情初期特朗普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说法，但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不好。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 I can do it ，这种自信的心态与中国的人定胜天的说法差不多。正是这样的心态，让美国这辆列车在特朗普阿Q式的自我膨胀的心态下，曾一度仍然向着灾难的境地前进，丝毫没有刹车的意思，因为担心一旦刹，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和股市跌落，产生更大的损失。现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一个刹车的举动。
邓洪谈到，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Barry Glassner写了一本书叫“ Culture of fear”，这本书讲述的是为什么美国人害怕错误，为什么美国是一个害怕的民族、一个惊慌的民族。美国90%以上的家庭靠信用卡过日子，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自信，我们有信心以还清债务。不过“ Culture of Fear”一书指出，美国这种文化恐惧，一旦面对发生大灾难时，就会把以前的所有希望抛在一边，赶紧逃生。
邓洪说，美国的股市完全建立在消费者信心的基础上，但是一旦发生恐惧、恐慌，发生与信心相反的对立面，这个时候美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去做。 有一句名言：抱有最好的希望，但要做最坏的打算。我们的总统是抱有最好的希望，99.99%的美国人也是抱有最好的希望，但是都没有做最坏的打算。
邓洪认为，疫情发展到现在，无论特朗普总统如何喊话，民众大概都不太相信了，虽然还要面对疫情的严酷现实。而且，美国的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也无法向中国政府那样对控制疫情采取统一而强有力的措施。但是从在疫情期间的几个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在政府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众运用法律的武器，通过律师采取消费者保护这样的诉讼，可以对疫情的防范措施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可以保护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邓洪列举说，第一类官司是，由于防疫措施不够，导致要隔离，而隔离政策影响了我的人身自由，因此要提起诉讼。至尊公主号邮轮被告，就是这样的情况。来自佛罗里达的一对老夫妇乘客，虽然在邮轮上没有染上病毒，但人身自由不限制，因此状告船方疏忽。如果船上3500多人都提出告诉，哪怕最后赔偿没人只有5万美元，船方也许就会破产。这一告，让邮轮公司停运。
邓洪列举的第二类官司是地方政府告联邦政府，比如橙县的科斯塔曼沙市就把隔离中心设置在该市，向联邦政府提起诉讼，因为要保护民众健康安全，这一诉讼导致联邦政府撤销在该市设置隔离中心的考虑。
第三类可能发生的官司是消费者状告业者没有采取防疫措施。邓洪介绍说，前几天犹太州爵士队和俄克拉何马州队在俄克拉何马市进行NBA常规赛时，当晚6点比赛场地已经坐满了观众，俄克拉何马队已经开始在场上热身，啦啦队也登场表演，但是半小时之后观众接到紧急通知，要求观众慢慢退出球馆，观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宣布爵士队球员卢迪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他说，这是NBA老板开会研究后的结果，决定停赛并全部取消NBA比赛。
邓洪解释说，在美国，所有向公众提供服务和产品的业者，对公众的安全有责任。 NBA比赛开放给大家，大家买票去看，如果观众受到感染，可以告感染者卢迪，但是卢迪未必有那么多钱赔偿，不过美国诉讼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谁有钱就告谁，观众也可以告比赛场地、告NBA，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范。
邓洪强调，在美国涉及到保护公众利益的诉讼，几乎都是产生非常大影响的案件。 像前不久他介绍的状告童子军义工性侵孩童案件，让这个1910年创建、服务过成千上万人的社区组织不得不宣告破产。前几天因强奸等罪名被判刑23年的好莱坞电影大亨韦恩斯坦案 ，其公司也面临官司重重的破产境地，因为其公司明知老板有不轨行为而没有采取适当措施。
邓洪介绍的另一著名的消费者保护案是福特皮卡汽车。1975年福特生产了一款油箱设在侧面的小皮卡，但是民众发现一旦发生被拦腰相撞时皮卡会引发爆炸，美国消费者对此提告。而是福特公司在内部调查时发现，如果把所有皮卡召回改装油箱需要几千万元， 而对于偶发事故的赔偿金不过几百万元，因此没有改油箱而是有事故就赔。最终陪审团裁定，福特需要支付3亿美元赔偿，因为明知有问题不改，造成更多的皮卡爆炸事故，这属于恶意疏忽，因此判罚惩罚性赔偿。
邓洪说，虽然美国司法制度并是那么完美，但是有另外的力量保护我们民众。在疫情日趋蔓延的情况下，业者如果做不好防疫错措施，就成为被告，会被告到破产。这些事件的幕后，是律师在推动。在有些人的眼中律师好像魔鬼，见钱眼开，打些无聊的官司；其实不然，律师是民间保护民众的力量，是民间监督政府、制衡业者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