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奉俊昊凭借《寄生虫》摘得最佳影片金棕榈奖。 PASCAL LE SEGRETAIN/GETTY IMAGES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首届戛纳电影节推迟之后，它又有过几次停办的经历。自1946年创立以来，该电影节大体上运转顺利，但今年却无法举办。原定于5月12日开幕的第73届戛纳电影节已宣布停办。它将在6月公布今年入围的电影名单，并颁发人们梦寐以求的戛纳奖项。我们的影评人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和A·O·斯科特(A.O. Scott)以及我们的颁奖季专栏作家凯尔·布坎南(Kyle Buchanan)都是电影节的常客，他们思考了这个电影节为什么会对电影爱好者来说那样重要。
凯尔·布坎南：关于获奖庆祝已经谈得太多了。继2019年戛纳电影节将最佳影片奖授予奉俊昊(Bong Joon Ho)的《寄生虫》(Parasite)之后——这是64年来第一部同时获得金棕榈奖与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人们对原定于5月中旬开幕的本届电影节期望极高。但随着大流行继续劫持整个世界，为世界各地的电影界名流举办一场为期两周，充斥着声色犬马的盛会这样的事，变得难以想象了。
因此，戛纳电影节实质上已经取消，主办者希望在某个时候重新组织一次。曼诺拉和托尼，你们俩都熟悉这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电影节。当戛纳电影节从日程上删除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A·O·斯科特：与威尼斯、特柳赖德和多伦多这三个主要的秋季电影节不同，戛纳电影节较为远离美国奥斯卡颁奖季。这并不是说它缺乏热度，而是说它的热度更独立，更自成一体。它不需要奥斯卡奖，但却欣然接受了好莱坞。在11到12天的时间里，这个电影节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电影世界。当你置身其中，世界的其余部分似乎都是不真实的。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装满电影明星的奇异雪花球。
但它很重要，因为在所有疯狂的拍摄邀请、游艇派对和优雅的红毯征途背后，是一种对电影近乎宗教般的热爱，一种对艺术的热情，它既不势利，也不愤世嫉俗。各种类型的电影都出现在主竞赛和各色单元之中，有些注定会拿奖并吸引媒体关注，但所有作品都能因电影节本身而至少获得片刻的荣光。基本没什么能比看到首次踏上戛纳影节宫台阶的新人与金棕榈奖得主和殿堂级导演走在同一条路上更让我感动的了。
在流媒体平台上，你没法感受到那种兴奋之情，也难以获得戛纳电影节带来的偶遇之喜，这种感觉会在更广阔的电影世界中产生涟漪效应。我之前说过，整个电影节含有一种宗教意味，失去它就像看到神圣历法上的一页被撕了下来。问题就是这一页是否还能被重新缝合回去。
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我毫不怀疑，戛纳电影节——以及大多数电影节、影院、影片和观众——都会回归。我当然支持这个电影节，我已经参加很多年了，非常喜欢。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世界上最出色的一些新电影，刺激感官的同时也精疲力尽，让人疯狂，只因为你什么都想看，但却不可能做到。也因为很多电影在这里首映，你可以自行发现宝藏。我猜《寄生虫》会很棒是因为它是奉俊昊作品。但在戛纳电影节上，我可以在所有人（不断）告诉我它有多棒之前看到它。在很多层面上，去戛纳电影节是一种特权。
若是美国人难以理解戛纳电影节对全世界的重要性，那是因为我们的孤立主义已经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看到《寄生虫》在美国走红是件值得激动的事，而它走红的部分原因就是戛纳电影节。它是一台惊人的宣传机器，去年参与戛纳电影节的成千上万名记者在国际上散播了对这部电影的兴趣，随着它在其他世界电影节上的展映，这种强大造势又不断增长。迪士尼可以仅凭借其品牌影响力统治首周末票房。但像《寄生虫》这样的电影需要电影节，要想大获成功，我认为他们需要戛纳。
布坎南：你们都说得很对，尽管戛纳电影节满是浮华，但它仍把作者电影视为神圣的召唤：当盛装打扮的数千人坐在观众席，就为看一场三小时的“慢电影”艺术片——当放映结束后所有人站起来鼓掌——你会开始怀疑法语里是否缺少“超级英雄”或“系列电影”这样的词汇，并因此过得更好。
但就像墨守成规的好莱坞正在经历流媒体时代的剧变，戛纳电影节也是一样，而传统与进步的紧张关系将如何表现出来，一直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无论是它对Netflix的批判，还是应对“#我也是”(#MeToo)运动和性别平等的方式，克鲁瓦塞特大道上的争议都是有启发意义的。说我会怀念这一切似乎有些奇怪，但我认为戛纳电影节为好莱坞提供了一面别致的、有裂痕的镜子，我总能带着一个新的视角离开那里，回到这里。
斯科特：过去几年，戛纳电影节和Netflix的querelle（争执）——是的，我就要在这上面撒些法式花言，有种拦着我！——已经成为全球电影行业内更广泛紧张势态的一个生动缩影。法国补贴和捍卫其文化遗产的传统，经常受到电影行业内外的美国人的嘲笑，但如果我必须在法国和守着垄断思维的美国科技公司之间选择，我一定每次都选法国。
但毫无疑问，le streaming（流媒体）作为一种经济和文化力量已经被冠状病毒所加强，而戛纳电影节是否会回归的问题，加深了人们对电影未来的不确定和焦虑。到9月，人们还会涌向多伦多和威尼斯吗？奥斯卡会被迫与Netflix及其同类和解吗？看电影注定要成为一种奇特、小众的追求，还是需要承担严重的风险？我不认为我是唯一一个因恐惧而frisson（战栗）的影迷。
达吉斯：我也站队戛纳电影节。我在禁足期间思考了很多关于看电影的问题，因为我在电视机前花了太多时间（看好莱坞老片和一档英国警察剧）。只有被强制待在家里，才能珍惜出门的美好，包括看电影。这也让我想起，像你们俩一样，我虽然以写电影为生，但我写的关于在电影院看电影的经历还不够多。我们应该多写这些，因为这对我们如何观赏和理解电影，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到我们，都至关重要。
我最近采访了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他有四部作品进入过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包括2013年的《移民》。我们开始谈论去影院看电影，他说，基本上，作为一名电影创作者，他的目的就是吸引你的注意。或者按照他的说法，“我的工作就是让你从头到尾坐在影院里，不去想你的膀胱，别无选择只能待在那里——这就是慢慢累积起戏剧张力的目的。”当你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暂停，或是开始发短信，你就把电影变成了电视。
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指导蒂耶里·弗雷莫(Thierry Frémaux)在最近一次采访时说，“戛纳电影节坚决支持在影院上映的电影。”我爱这句话。关于戛纳电影节是有很多批评，包括它对某些糟糕的电影人的不离不弃，以及总让一（或两）部平庸的法国电影占据竞赛名额的幕后交易。即便如此，戛纳电影节——就像所有优秀电影节一样——不仅仅是关于电影本身。它是一起看电影时哭泣与欢笑、并在之后谈论它的共同经历。当你在家里边看Netflix边吃Postmates送来的外卖，这种集体性的体验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也支持在影院上映的电影，支持戛纳电影节（尽管有时也会发出嘘声）。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此文是现居洛杉矶的流行文化记者Kyle Buchanan为Carpetbagger专栏撰写文章。他以前是《纽约杂志》娱乐网站Vulture的高级编辑，为其报道电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