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17日电 题：翡翠插屏与雅典娜像，东西文明如何在弗洛伊德的“释梦空间”相遇？
作者 刘欣 田皓雪子
伦敦曼斯菲尔德花园20号，坐落着一幢独立式三层红砖小楼，这是精神分析学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晚年最后的居所。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弗洛伊德离开求学、工作和生活近60载的维也纳，在曼斯菲尔德这座优雅小屋中安家。如今，这里成为弗洛伊德博物馆，每一个角落都保留着原来的风貌和布局，呈现出弗洛伊德生前真实的生活状态。
走进书房，摆放在他办公桌正中间的翡翠玉屏格外耐人寻味——中间是“寿”字纹样，两旁是衔于龙口的缠枝花纹，架在红木镂雕上，尽显中式古典魅力。这件翡翠玉屏，是弗洛伊德逃离纳粹迫害后，特意委托好友从奥地利旧居秘密运送到伦敦的两件物品之一。弗洛伊德是狂热的收藏爱好者，主要收藏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文物，但在晚年愈发热衷收集中国古董，藏品数量虽少却备受珍视。
弗洛伊德是从何时开始收藏中国古董的？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为构建心理学和精神分析概念起到了哪些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为何能够与精神分析思想产生共鸣？弗洛伊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弗洛伊德与中国”展览，通过其有生之年收藏的中国古董和书籍，展示这位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与中国文化、历史和艺术的关系。
“弗洛伊德与中国”展览。中新社发 田皓雪子 摄
中国藏品虽少却备受弗洛伊德珍视
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弗洛伊德拥有来自希腊、罗马和埃及等地的藏品，但这座翡翠插屏，比书房中其他任何古物离他的距离都要近。
“危急时刻，弗洛伊德只能委托挚友玛丽·波拿马公主从公寓带走两件藏品，一件是小型古罗马青铜雅典娜像，另一件就是翡翠插屏。它们被藏在波拿马公主的手包里，才没被当时把守在弗洛伊德住所外的纳粹守卫发现。”“弗洛伊德与中国”展览策展人、牛津大学艺术史荣休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雅典娜像是弗洛伊德最心爱的物品之一，代表着智慧、知识和理性力量，弗洛伊德自幼接触希腊罗马文化，自然对它难以割舍。“雅典娜铜像是弗洛伊德早期收藏的物件，翡翠插屏则是他晚期的收藏品，两件藏品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维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类文明。”柯律格说。
弗洛伊德收藏的翡翠插屏。 中新社发 田皓雪子 摄
除了这件翡翠插屏，弗洛伊德还收藏了仿唐仕女俑、汉白玉佛头、清代台式屏风和漆器道士，他还将一款金玉胸针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女儿安娜。虽然弗洛伊德从未到访中国，却对这片古老的土地和文明产生了浓厚兴趣。
“从弗洛伊德过往的书信中，我们知道他职业生涯中一个关键导师是法国心理学家让·马丁·沙尔科。”柯律格指出，弗洛伊德去法国巴黎向他学习时，沙尔科有一批亚洲藏品，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对亚洲物品感兴趣的第一个迹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弥漫着对西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失望情绪，东亚被视为“另一种选择”，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兴趣逐渐觉醒。“与弗洛伊德有见识、智慧和思想上的交锋，并对中国思想哲学很感兴趣的人是卡尔·荣格。”柯律格说，两人曾是最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尽管思想上分道扬镳后再无对话。
弗洛伊德博物馆馆长卡罗尔·赛格尔(Carol Seigel)指出，目前为止，关于弗洛伊德对中国迷恋的研究仍不多，也鲜有讨论为何中国古物收藏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如此重要。“弗洛伊德与中国”展览希望改变这种情况，凭借对弗洛伊德的中国艺术和器物收藏的研究，探讨弗洛伊德与中国的关系，以及精神分析学在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的意义。
中文与梦的视觉表象存在相似之处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考古及古董收藏与精神分析是密不可分的，他曾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提到，“那些古老而污渍斑斑的神像在帮助我”。弗洛伊德的古董收藏，包括爱不释手的中国藏品，对启发他的学术思想和激发创作灵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书桌上，堆满了来自埃及、希腊、罗马的收藏品，还有许多古代玻璃器皿和碎片。赛格尔说：“接受过他治疗的病患经常感叹，自己仿佛进入了考古学家的书房，亦或充满珍宝的博物馆，而不是一个医生的诊所。”弗洛伊德喜欢将精神分析比作考古学，自命为“心理考古学家”，因为两者都需要抽丝剥茧，向深处探索挖掘。
弗洛伊德的书桌。中新社发 田皓雪子 摄
在这个过程中，摆放在办公桌中央、带有“寿”字纹样的翡翠玉屏，时常进入他的眼帘。据说弗洛伊德常坐在书桌旁凝视它，陷入冥想与沉思，他甚至还将中文语言学运用于“梦的解析”研究中。
“他认为中文与梦的视觉表象存在相似之处。中文需要依靠语境去理解，就像梦境也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和个人经历去解读。”柯律格说，虽然弗洛伊德这一判断是基于对中文的误解，但确实反映出他试图用中国文化阐述他的主要精神分析理论——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公寓被分为两个空间——工作空间(即研究、写作和治疗病患的咨询室)和生活空间(家人居住的房间)。柯律格特别指出，来自中国和全球各地的藏品并非在公寓中随处可见，而是完全局限于工作空间，可以说“它们是弗洛伊德工作的构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构成部分”。
探索弗洛伊德收藏中的中国维度，让人们得以检视弗洛伊德与中国文化的交集，以及这种交集对他的思想与工作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错过了弗洛伊德对中国的兴趣，我们就错失了他人生中的重要部分。”柯律格说。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精神动力式思维？
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学派，不仅是一套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方法，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等被写入西方哲学史和文学史。精神分析的态度与中国古代文化在线性时间范畴的延展与瓦解、儒家传统世界观、辩证思维结构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同一性和相契合的古老修养气质。
曾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中国委员会主席、董事会成员的彼得·洛文伯格(Peter Loewenberg)指出，前量子时代的自然科学将时间设想成一个规则的线性结构，由离散的可量化单位构成，在科学分析及商业、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完成功能运作要求。中国传统的时间不是线性的，而是道德的时间、宗教的时间，会观照过去的辉煌，这与精神分析中“系统无意识的过程不涉及时间，也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存在高度共鸣。
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也与精神分析的道德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同步性。《中庸》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孟子·尽心下》也强调“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儒家修身思想从个体生命的道德精神超越而达到自律，提示人们从生命特质上更深刻观察、体悟自身。弗洛伊德亦在精神分析的诊断模式中注重自我修养的培育，理解文字和表层之下身体的象征和信号，发挥无意识的知识对个人的转化功能。与此同时，道家将生命看作是“阴阳”“善恶”等对立的平衡，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也假定人们都有好的和坏的内在客体，我们的生活在它们之间的张力中震荡。
民众在晨光里习练太极拳。中新社发 张永新 摄
当代中国对精神分析教学与临床实践的兴趣并非巧合。在洛文伯格看来，其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时间的细微感知、儒家现实主义、道家二元辩证思想以及一脉相承的深度情感探索。当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出现在中国时，中国文化传统早已为其预备好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蕴含了大量自成体系的精神动力式思维。基于古老而丰富的知识遗产，中国可以将自身独特的气质、风格、记号与特质与西方精神分析流派和教学相融合，终会发展出一种“中国精神分析”的形态。(完)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发 田皓雪子 摄
柯律格，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现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荣休教授。曾担任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国部资深研究员兼策展人长达15年，并自1994年起先后任教于萨塞克斯大学艺术史系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2006年，因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卓越成就和贡献，他被提名为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卡罗尔·赛格尔，弗洛伊德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家，曾在犹太人博物馆、伦敦博物馆、汉普斯泰德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工作20多年。自2009年起在弗洛伊德博物馆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