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 近日新华社报道，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机构，整合组建新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业务指导工作并加强一线办案力量。据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立新的反贪总局，有利于最高检集中精力直接查办大案要案，有利于强化对下业务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指导，有利于破除制约办案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机制优化
纵深介入反腐 严防”小官大贪”
除了着重解决新一轮反腐形势下检察权参与反腐的力度与效率外，新反贪总局的组建，还重点解决检察反腐领域的”小官大贪”、”病案”入诉、贪官外逃等棘手问题。新反贪总局的体制机制优化是中国反腐法治化的重要进步。
斩断”老虎们”的基层触须
2014年，检察机关与纪委等党内反腐机构协同配合，有力侦破和处理了一大批”老虎级”贪官。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基层领域的”小官大贪”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治理，群众利益依然受到这些”小官”们的日常侵害。
如果说”老虎们”之贪腐属于窃国行为，直接损害了法治权威和政治合法性，那么”苍蝇们”则是溃堤蚁穴，个案影响面固然有限，却数目更大，危害更为直接和持久。此次新反贪总局的规划明确突出了对”小官大贪”的重点治理，有助于平衡反腐的布局和成效，系统净化执政体系的廉洁性及民众对基层日常治理的认可度。
“小官们”是直接面向群众的政府脸面，其系统监管与改造将不仅有利于基层治理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亦有利于逐步斩断”老虎们”的基层触须和上下关联，使贪腐体系陷入被法治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不利态势。
证据规则倒逼程序规范化
在中国特定的反腐体系中，检察机关是一个重要的中枢性环节，是连接纪委和法院的制度桥梁。根据中国的反腐体制与惯例，纪委的”双规”程序构成对党员干部反腐的上游程序，完成的是相当于刑事诉讼”侦查程序”的制度功能，之后才是”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即由检察院接手进行审查起诉，法院跟进展开审判，最后交付执行。
对此，要不断加强纪委自身的法制建设和程序保障。在刑事诉讼法上具有明确法律地位的检察院和法院严把法治关，在配合纪委反腐的同时，亦构成对纪委权力的有效程序制约，以证据规则和程序控制倒逼程序的规范化。
此次反贪总局规划中突出了证据裁判规则的法治意义。无论是纪委移送案件，还是检察机关直接侦办案件，都要求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病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违反法律程序的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程序。在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条件下，侦查机关，无论是纪委还是检察部门，都将面临着主要证据被排除以及追究错案责任的风险，因而有可能更加完整地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法治标准和要求。
反腐国际合作将会大有作为
在国内法治反腐体系日益严密化的背景下，贪官外逃成为躲避法律责任的重要途径。在2014年，中国积极推动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引渡协议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逐步扩大海外反腐法治覆盖范围和效力。此次反贪总局规划亦彰显了这一工作方向，有望在反腐国际合作中做出更大贡献。
既往困扰中国海外反腐的焦点问题是死刑适用、司法文化与制度差异、刑事司法协助与引渡条约建构不足、外国对贪官资产与贪官政治价值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障碍长期限制了中国海外反腐的力度和成效。不过，随着中国国内刑事法治的进步以及国际合作空间的拓展，特别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些问题已得到了重要的突破性解决。这里形成了一个规律：中国的刑事法治越进步，国际形象与地位越提升，海外反腐越顺利，外国合作意愿越积极。
田飞龙：法学博士，北航高研院讲师
细节优化
缓解反贪力量
分散的弊端
其实，如果考察我国目前的反腐体系和反贪污贿赂运行机制，就会发现此次成立新的反贪总局重在细节优化，无关机制调整。
从我国当前反腐败的体制来看，我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反腐败机构，在横向序列上，我国的反腐机构党内有纪检部门，行政系统有监察、审计部门，司法系统内有反贪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这些机构各司其职，共同构筑了一张反腐败的天罗地网，囊括了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各个环节。
这种反腐败体制的具体运行机制则是，党内纪检机构主导，其他部门配合，这在对省部级以上干部贪腐案件的侦办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一般是中纪委先立案审查，待案件基本审查完毕，犯罪证据确凿后，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后续侦查。可以说，检察机关在整个反腐败体系中担当的是助手的角色。
随着腐败形势的发展和反贪事业的推进，检察系统在反贪体系中的作用日趋持重，过去一般是纪委查清案件后再将案件移送给检察院，但是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一旦查清官员有违反刑法的，即移送检察院。检察系统由过去主要对移送案件”查漏补缺”的职能变成了现在的必须进行”精加工”。
现在的最高检反贪总局迄今已成立20年，它并非检察系统内唯一负责反贪案件的部门。在最高检内部，现有反贪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和职务犯罪预防厅三个部门来负责职务犯罪，根据机构特点，三个部门各司其职，然而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往往是一般反贪案件比较多，反渎案件比较少，两种案件又经常牵涉，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力量较为分散的弊端就暴露无遗。
因此，为适应检察系统在反贪体系中比重上升这一趋势，需要对检察系统内部的反贪力量进行优化整合，以达到强化直接侦查、指挥协调和业务指导的目的。可以预见，这一波的资源整合将从中央一级扩展到地方，以实现纪检与检察机构在反腐链条上更加紧密的协作，这恐怕是新反贪总局成立的最大意义。
李怀胜：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