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荆: 研究犯罪学冲突理论取得突破 解决移民犯罪问题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主任、国际著名跨文化犯罪学家张荆教授日前在美国讲学及交流,引起轰动。美国的专家学者及社区教育专家认为,张荆教授所从事的跨文化冲突与犯罪研究的理论和成果、特别是对美国犯罪学家索尔斯坦·塞林(Thorsten Sellin)犯罪学冲突理论研究的突破,对解决美国社会移民的犯罪,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一些机构向张荆教授发出来美国长期讲学和研究移民文化冲突导致犯罪的合作邀请。
 
张荆此行美国,主要是应犹他州Dixie州立大学和德州的几所大学之邀举办主题为“跨文化冲突与犯罪”讲座,并与亚裔青少年中心和亚太家庭服务中心等移民社区服务机构就移民犯罪与文化冲突的议题进行交流。在交流中他发现,双方的研究结论很相近,而他对于塞林犯罪学冲突理论研究的突破,得到了美国同行和教育专家的认同,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也让他看到,美国亚裔移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时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一些犯罪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冲突,这种情况让他觉得他的研究成果在美国的应用是大有可为的,为解决美国移民社区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积极的探索。
 
在介绍美国著名犯罪学家塞林时,张荆表示,他1992年去日本做访问研究员,后攻读博士并获得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研究重点为跨文化冲突与犯罪,后来获得具有指标性意义的第六届菊田犯罪奖,因为这个奖是首次颁发给了除日本外的亚洲学者。在日本学习期间,他把对日本中国移民社区犯罪调查与研究塞林在1938年出版的《文化冲突与犯罪》(Culture Conflict and Crime)一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他把塞林著作中的观点归纳为批判传统犯罪学的思辨,强调犯罪学研究的实证性、犯罪定义的相对性、文化冲突的核心是行为规范的冲突、文化冲突是文明发展的副产品和初级文化冲突与次级文化冲突等5个重点,其中最后一个重点对他的影响最大,也是他对塞林研究的突破口。
 
张荆解释说,所谓“初级文化冲突”是指二个不同的文化之间发生的冲突,通常会在以下三种情形下发生。①在不同文化区域相互接壤的中间地带发生。②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某一文化圈的规范文化以强权为背景,向其宗主国扩张时,文化冲突易发生。③在移民的过程中,某一文化圈的成员移居到另一文化圈之后,会与当地的规范文化发生冲突,他举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的父亲杀死了诱奸他16岁女儿的男子的例子,杀人者认为是用西西里传统的方式捍卫了家族的荣誉。所谓“次级文化冲突”是指在同一地域,或同一文化圈内部,由于文化的发展分化出若干种不同的亚文化,而法律只保护符合主流文化的行为。当人们按照亚文化行动时,就会发生次级文化冲突,并与犯罪相关联。
 
按照塞林的理论,外国人一到美国后,与美国的本土文化发生了冲突,带来了犯罪问题。这就是初级文化冲突。塞林认为,“移民因为遵从了母国规范文化,自然与美国的规范文化相冲突,并与他们的犯罪行为相联系。”张荆的研究结果是,塞林的话是有道理的,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移民到其他国家后,移民并不是完全的遵从了母国的规范文化,或是说移民自身的文化并完全是母国文化,而是发生了文化的变化,即文化的变形。
 
张荆列举到,他们在对日本中国移民犯罪率问题的研究时注意到,在日本报纸上公开讨论“我们应不应该偷别人东西?”“偷别人东西对还是不对?”,而这种问题在中国是不会被讨论的,这是由中国的文化道德观所决定的。而这个问题在日本不仅被讨论,而且这种讨论争论的很激烈。一个对比的例子是,日本规定留学生每周只能做28小时工作,但28小时的工作是无法维持生活的,要想维持生活就要超时工作,超时工作当然违法。但是既然超时打工也是违法,那么违法的偷盗又如何呢?都是为了维持生活.这就是法文化和规范文化的冲突。由此产生的另一个讨论话题是,从小偷手里买到便宜的东西,有什么不好?还有一种盗窃合理化的解释是,“如果想到那场中日战争的话,我不会憎恨中国小偷”;“那场战争日本没有补偿我们,我偷他们的东西是替天行道。日本东西被盗,是那场战争产生的报应”。在日本有中国人开的盗品店,把偷来的东西摆到店里卖。这类店只有很多在日的外国人知道,这类店的东西很便宜,很多人去买,其中也有高学历的留学生。
 
盗窃是应该的或是值得同情的,这并不是中国传统的规范文化。应不应该盗窃?应不应该到被盗窃物品商店去买东西?这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什么可辨的问题,是非问题是很明显的,不应该盗窃、不应该去盗品商店购买赃物。为什么到了日本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华人群体会有这样的意识、会这样做呢?
 
张荆认为,这是移民原有规范文化在移动过程中发生了变形,为什么会出现变形?在深入一步的调查以后发现,这种变形首先是来自于法与现实的冲突,比如,法律规定打工时间限制,但该时间限制和时给无法养活自己,法律规定与现实,于是违法打工。再就是歧视。在日本存在着对华人、对华人团体的歧视,会对文化圈的群体产生压力,让人们很压抑、很郁闷,当别人犯罪时,会产生观念上的变形,会为之喝彩,以宣泄不满,比如别人偷东西,有为我出了气的感觉。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国内少有存在。第3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期的仇恨,仇恨带来一种幻觉。偷东西视为为前人复仇,将犯罪合理化。综上,在规范文化的移动过程中会发生很重要的变形。就是说,中国本土规范文化在移入到日本文化圈后,因歧视导致群体性抑郁、法律与现实的冲突、民族仇恨的错觉等因素导致其变形,他将其称为“移民文化圈的规范文化变形”.
 
张荆指出,塞林的理论有他的光芒,在美国和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理论中间需要一些具体化,需要一些修正,首先,移民文化的移动,不是原封不动的移动,而是会发生变形的。这个变形的过程,对移民的犯罪是有影响的。其次,移民家庭的冲突,不完全是传统和非传统的区别;不完全是传统和现代的矛盾,更大的冲突是在语言的障碍。由于语言的无法沟通,而无法交流思想。使得父母在家庭中的威信崩溃,父母的权力崩溃,使得对孩子的管理和教育、对移民的教育失控。不过,对于塞林提到的第2代更容易犯罪的问题,他是同意这样的判断的。第2代比第一代更容易越轨,甚至犯罪,因为他们的矛盾冲突、心里冲突要比第一代激烈的多。第一代就是认定是中国人,老老实实的工作,再苦再累的活也愿意干,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我要养家,在社会上能站住脚,能出人头地。第二代移民会有自我认同紊乱的”中途半端”的心理特征,两代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谈到与美国学者和专家交流的情况时,张荆介绍说,塞林是一个研究跨文化犯罪的大家,在中国的时候和美国做过这方面的交流。但是在最近这几年,他感到美国在跨文化犯罪的理论研究方面没有什么新的突破,还停滞在上个世纪末30年的水平。学者们在务实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在冲突犯罪学理论方面,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建树。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次交流,在文化冲突理论的发源地美国,通过他的研究对塞林的犯罪学理论有个推动。特别是针对美国目前大量亚裔移民涌入的现状,看看塞林理论面对新情况时,有哪些不足,需要怎样的完善。
  
张荆强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文化冲突导致犯罪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随着移民的增加,特别是华人的增加,包括移民和留学,这类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华人究竟应该怎样融入美国社会,不仅是华人需要考虑,也是美国社会需要考虑的,华人有自己的文化特点,比如说打孩子,在中国还需要讨论,前段时间在中国的电视台里讨论“狼爸虎妈”的问题。但在美国肯定是违法的,没有讨论的必要.让华人移民了解美国的法律和文化,是移民融入社会的重要前提。在与亚裔青少年中心和亚太家庭服务中心的交流中,这两个机构对张荆从规范文化的冲突、法文化的冲突、歧视和文化圈转型过程中的变形这4方面对塞林理论提出的补充和修正,以及对在日华人犯罪问题研究的结果,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发出邀请希望合作研究美国华裔移民的犯罪问题。
 
张荆说,和日本的情况一样,移民来到美国后,不适应这个社会,受到歧视,于是发生很激烈的冲突。直接反抗冲突的办法之一是犯罪,其他国家的移民在美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感到歧视和压抑,导致精神崩溃。造成精神病、抑郁症,或者自杀、犯罪,如果这些东西找宣泄口的话,就会大大减少移民社会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歧视会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带来了移民生存环境的恶化,比如,歧视影响移民在学校的学习环境;在家庭里因歧视导致容易失业、父母之间经常争吵,关系紧张,也会形成一种恶劣的家庭环境;社会的歧视,比如在工厂打工受到歧视,最容易被辞退,包括针对某一族裔的清理,会带来族裔恐惧,导致移民犯罪的增加。他希望他的研究,能为解决美国移民社区存在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和积极的探索。(孙卫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