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12月19日电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2009年回中国定居以来，旅英作家虹影一直维持着“候鸟式”的生活。每年夏天，她都会在欧洲度过。几年前，她把在欧洲的家从英国搬到了意大利，“我不喜欢英国。”她说，英国对她而言意味着阴冷潮湿的天气，不好吃的食物，保守的文化和僵硬的、难以接近的人。
“从圣诞节前一直到3月份，伦敦经常刮大风，特别冷。”在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家，虹影望着窗外被北风吹得碧蓝的天，回忆起12000公里外、那座她生活了九年的城市，“那儿有很多特别老的橡树，风一刮起来，橡树都歪了。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大衣，举着一把伞，紧绷着脸，从地铁站走出来。伞都被吹翻了。天特别暗。”
这样的伦敦让虹影想起重庆—她18岁逃离的家乡，她留在贫民窟里的童年：重庆的天气也总是阴阴的，一下雨，每个人都举着伞，没有伞的穷人就在雨里奔跑，脸也是绷得紧紧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伦敦很富裕，我小时候的重庆很穷，但人脸上的表情是一样的。”
异国与故乡，现实与回忆，西方与东方……初出国门的女作家在无处不在的文化碰撞中观察着陌生的国度。她在当地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参加任何文学社团，一心一意地把自己投入孤独之中。
1999年，虹影颇受争议的作品《英国情人》在台湾出版。这部小说写西方人的偏见、生活的意义，讲述了一个英国男人与一个中国女人在特定年代的爱情故事。“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肯定写不出这本书。在英国的生活让我能够沉下心来写作和读书，并且深入地去观察和感受另一种文化。”
虽然不喜欢英国，但虹影却非常庆幸当初去了那里，“如果我当时是去了意大利或西班牙，我肯定就完了，成天去享受地中海的好气候和美食了！”她笑起来，“一个地方的不好有时候反而能成就你。”
旅英期间，虹影创作了《英国情人》、《饥饿的女儿》、《女子有行》、《孔雀的叫喊》四部长篇小说。此外，她把大量精力花在了与赵毅衡共同主编的《海外大陆作家丛书》上。
虹影从书架上找出这套2001年出版的四卷本丛书，两册散文，两册小说，一一细数着目录上的那些名字：阿城、查建英、高行健、顾城、严歌苓……她说，这套书，他们编了好几年，和其中的每位作家都取得了联系。“像高尔泰，当时他的东西根本发不出来，我们从他的《寻找家园》里选了几篇；还有张宗子，现在在大陆已是小有名气的散文家，但当时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被收录作品的作家多是1980-90年代出国的，虹影说：“那时候国内对这些都不了解，不知道他们出去之后写了什么，所以就需要把海外的那些作家介绍回中国来。”此后，她一直保持着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
记者：在海外和在中国写作，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虹影：现在和以前不大一样了。网络很发达，大家查资料、看新闻都可以通过网络解决，比如我现在不住在英国，但我也可以知道英国每天都发生了什么，以前就不可能。我认为，对作家来说，在什么地方居住不重要，和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更重要。
记者：旅英的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虹影：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简·奥斯丁的作品，但直到我去了英国，看了她住的地方，然后又在英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才真正理解了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全世界是一样的，只要是人，都是一样的。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坏人也可能做好事。人是复杂多面的，一个作家能把这一点写出来就非常好。
记者：有没有考虑过用英文写作？
虹影：没有。第一，我觉得我天赋不够，我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错；第二，我不希望找人来代笔，用英文写作的话一般都会有代笔，或请别人来润色。
记者：你1991年去了英国，据你观察，从那时候到现在，旅欧华人作家这个群体有什么变化吗？
虹影：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拔尖的人，能数得上的就那么几个。在国外很少有人能靠写作为生，大部分人都要做其他工作。写作是一件很艰苦的事，特别孤独，能坚持下来不容易。
记者：欧洲的读者怎么看待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
虹影：在欧洲，中国文学是一种少数族裔的文学，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学没太大兴趣，更多的是一种猎奇……他们知道的中国文学也多是古代的，孔子老子唐诗宋词……当代的基本没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