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美国国内逐渐认识到美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美国和中国各界开始担心中美之间是否必有一战。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和雅典将军，被誉为”科学历史之父”。他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业已建立起陆地强权的斯巴达害怕古雅典的崛起，两国开始竞争、对抗并最终走向了战争，经过三十年的大战两国都被互相毁灭。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195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奥根斯基也提出了类似观点。在其”权力转移理论”中认为如果新兴国家在实力方面与主导国家接近并对与主导国家的现状秩序不满的情况下，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西方人认为二战后的六十多年来，美国版”太平洋治下的和平”为亚洲国家提供了安全和经济架构，促使这些国家在其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美国哈佛大学国家利益委员会评论中国时称，这样一个分量的女歌唱家进入舞台时不能不产生影响。
近年来，由于中国要收回被日本、越南、菲律宾等非法占领的钓鱼岛、西沙和南沙部分岛礁，美国因此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和平崛起。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军力的提升，美国担心中国与其在亚太，甚至全球展开竞争，美国的世界权力会向中国不断转移，正如修昔底德和奥根斯基所说那样，中美之间逐渐具备战争条件，最后必将一战并且相互摧毁。
1860年到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由占世界第四位跃居首位。1890年，马汉在著作《论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美国如果有了强大的海军，就能够在海上居统治地位，从而控制全球贸易控制权。美国开始夺取古巴，侵占菲律宾，利用”门口开放”政策在中国攫取利益，推行”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把拉美各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美国的附属国。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组建”经济北约”，意欲在经济上牵制中国;同时，与日本合作发展下一代导弹防御系统，与澳大利亚开展在网络空间的合作，与韩国加强反扩散合作等，部署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大幅攀升，在军事上积极制约中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杰维斯教授在其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谈到，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受到新的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这就是认知相符现象。认识相符心理也容易导致错误知觉的生成。
美国在工业生产总值占居世界第一后，开始对拉美和亚洲国家掠夺，其认知相符的心理也认为中国在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后会对亚洲国家，甚至在全球扩展自身的力量，与美国展开竞争，从而削弱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实质上，这是美国作茧自缚，拿己之心度中国之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到2014年年底，用购买力评价的方法调整后测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53143美元，中国只有6807美元，美国的股市价值是中国的约6倍，美国在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都是占居世界首位，美国在创新、能源和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源源不断地为其经济注入活力。
并且，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优势不是单纯的总量，单纯的总量不是绝对最强大国家的最重要变量。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致使中国陷入了”耻辱世纪”。
美国除了拥有经济优势之外，还有其军事力量和同盟、地理优势、人口构成和移民以及全球的领导地位等众多优势。中国在综合国力方面追赶美国还需要长期努力。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在国际关系领域，主张和而不同。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说明中国在文化根底上无意与任何一个国家对抗，当然也包括不与美国对抗。
纵观中美两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传统，中美是否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关键在于美国的认知和决策，中国无主观意图去跟美国对抗。基督教七宗原罪中包括嫉妒、贪婪和傲慢等，美国应该包容中国的正常发展，与中国分享大国应有的国际权力，尊重中国对领海主权的合理要求和选择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发展的权利，双方努力才能使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海南大学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