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80的车洪才以36年的人生长度，信守对国家的承诺，心心念念、兢兢业业编纂完成中国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诺千金，难能可贵，而车洪才的慎独精神更显出他治学和道德之高尚。因对中国外语翻译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翻译家车洪才获得“2014中华文化人物”提名。
36年肩负被遗忘的国家任务
车洪才生于1936年。中年时，他接下普什图语的词典编纂任务，伏案36年，其间默默无名。直到2014年，已近耄耋的车洪才，因为他和他的国家任务，被公众熟知。
上世纪70年代中，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花10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在比较语言学中被称作“活化石”，新中国成立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车洪才曾于1959年被外交部选派去阿富汗喀布尔大学学习普什图语，回国后，他先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教书，后去了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组。于是，1978年，商务印书馆把普汉词典的编写任务交给了他。车洪才则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因为“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
编纂过程异常艰辛，又没有经费，车洪才自己想办法：从电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利用印刷厂下脚料切成的13×10厘米的卡片上手写词条，并找来普什图语原文、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等多种版本的词典互校。车洪才和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以为“两三年之内”就可完成，一起脱产编写。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权，中阿关系恶化。上级对词典的过问开始减少，只有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编辑每大半年询问一下进度。但两人仍默默坚持，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1981年，他们整理出10万张卡片，装满了30多个木箱。就在这一年，学院调派车洪才去开设广播电视函授班。1989年，他又被外交部借调，先后派驻巴基斯坦、阿富汗大使馆。2000年，已到退休年龄的他又被学校返聘，培养普什图语本科生。编写工作走走停停间，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由于立项时没有规定期限、没有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学校、出版社里的人员在多年间已经更换，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这项任务似乎完全被遗忘了。
将“承诺”写进人生词典
也许没有人记得车洪才肩负着一项国家任务，但他自己从来都没忘记。尽管岗位几经变化，车洪才编词典的工作一直没停——只要能腾出时间，他就会继续收集词条、制作卡片；而他谢绝驻巴基斯坦大使挽留，同意借调到阿富汗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词典。
词典要出版，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由于没有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只能先输入中文，打印后，再用打字机把普什图语补上去。后来，有了波斯语软件，波斯语有32个字母，比普什图语少8个。他就用波斯语打，再补上缺失的部分。直到2003年，一个阿富汗人发布了普什图语软件，车洪才终于不用一次次倒手了。但刚开始使用不太熟练，每次他低着头、背着手、叹着气走出房间，妻子就知道准又出问题了。慢慢地，车洪才摸索出了门道，硬是把自己练成了一个电脑高手。
后来，北京广播学院恢复了小语种专业招生，已经退休的车洪才被返聘担任普什图语教授。随着中阿两国交往日益频繁，普什图语需求也越来越大。2008年，终于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的车洪才，叫上参与过编词典的老同学张敏，决定一起完成这项未了的心愿。
就这样，车洪才又伏案度过了4年多，2012年初，《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全部初稿基本完成，共计5万个词条、250多万字，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现在来交稿。”当车洪才带着书稿前往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诧异地看着他，都不知道曾经还有这样一项工作。最终还是在馆内资料室查询，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记录的确在档，时间是1978年。
对于与阿富汗没有直接联系的平常人来说，普汉词典的存在与否对柴米油盐毫无影响；对于掌握普什图语的专业人士来说，普汉词典是无价珍宝；而对于车洪才来说，这本词典是长在自己人生里的一部分。“挥霍”三十六年时光写成的词典，车洪才拿的是每千字80元的稿费，他说，自己不求名不求利，“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影响两三代人。现在物质的东西被提得很露骨，干什么都要讨价还价，在我看来，我拿着国家的工资，就应该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能为国家做点事，就算没白活。”
“中华文化人物”是中国首个专门针对全球华人文化领域的人物评选活动，自2009年12月正式启动，今年已是第六次举办。“2014中华文化人物”活动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颁授典礼定于2015年1月6日在武汉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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