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决策中最宝贵的是人类能看到环境和理解环境，这些洞察力并不能完全由参数来描述。海量信息并非灵丹妙药，除了大数据外，社会仍需辩论核心原则，意识形态产生的差异仍将持续，学界、商界和政界过分关注技术分析，可能忽视创新思维和思辨分析，是对其他方法论的压抑。
近日美媒报道，奥巴马是最重视数字和大数据分析的美国领导人，白宫更是充分运用”大数据民意”。报道称，奥巴马从选举到治国都依据数据行事。2014年1月，奥巴马要求总统行政办公室用90天的时间，研究大数据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工作形态，政府与民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奥巴马本身就是诞生于”大数据”中。就在击败对手罗姆尼、再赢美国总统选举的当天，《时代》杂志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奥巴马总统选举获胜背后的秘密——数据挖掘。奥巴马团队拥有”核代码”，数据是能击败罗姆尼的最根本优势。在平时的治国政策上，律师出身的奥巴马高度重视数据与网络反映的社会现状，白宫有专责人员处理网络信息与社交媒体策略，外交、经济与社会政策，必须经多层次民意与舆论数据分析后方能推动，共和党在这方面起步较晚。
奥巴马政府密集地使用大数据制定政策，使得依赖大数据分析成了美国各行各业的趋势。大数据是否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国家政策是否该依赖网络信息？大数据是否应对所有危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其实，大数据治国背后，是西方工具理性思维的”升级换代”。
结合大数据这样的信息时代的新武器，这种认知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容易陷入一种”理性乌托邦”，即认为数据表面上的理性客观，能使得由其导出的结论和决策也必然理性客观。事实上，大数据分析有其限制，仅是一种分析模型和认知方法，是政府、产业与公民社会做决定的一种参考。
首先，根据”混沌理论”的解释，汇集100倍数据量都无法解决某些问题。总会有一些东西不在模型参数的覆盖范围内，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过分依赖预测风险模型酿成灾难的例证。由于完全剥离了数据所处的具体环境，数据缺乏可理解性和适用性。大数据研究有可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却无法给出问题合理的解释，也无法给出有针对性的对策，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其次，”大数据”很容易变成”数据大”，对于数据分析的过度推崇，很容易把大数据分析变成最好甚至是唯一的分析工具，让数据一家独大。人类决策中最宝贵的是人类能看到环境和理解环境，这些洞察力并不能完全由参数来描述。海量信息并非灵丹妙药，除了大数据外，社会仍需辩论核心原则，意识形态产生的差异仍将持续，学界、商界和政界过分关注技术分析，可能忽视创新思维和思辨分析，是对其他方法论的压抑。
最后，大数据红火背后，是现代西方文明诞生以来对理性的推崇和自满。对大数据过分推崇和依赖就是这种”理性乌托邦”的最新演绎。这种思想假定不确定的世界里有已知的风险，而大数据计算为一个不确定的事件产生了精确数字，所以必然客观、理性、正确。
上述虚假的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陷阱。奥巴马政府的大数据治国理念，显然也不是”万灵丹”，无论是医疗改革、中产阶级衰落还是经济泥潭，美国社会的复杂现实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也不仅仅是数据就可以描述、解决和指导的。毕竟，误用大数据比没有数据衍生的问题来得严重，而只推崇和依赖一种方法论将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