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出国“蒸发”令单位无奈 人才流失对国家有损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近些年国内很多科研单位、高校、医院对滞留海外的自家“人才”发出类似的喊话声——在党报、省报、都市报上张榜公告,对故意躲着单位的出国人员按辞退或自动离职处理。被“喊”回来联系的滞留人员多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自费或公派去发达国家留学的骨干人才,现实情况是,多数人已定居海外、为人所用,这对中国来说就是人才流失。如今国内单位集中清退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从表面看,是用人单位对不守规矩者早该进行的了断。但《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公告方式喊话、处理是用人单位的无奈之举,他们了断的是法律规章层面的人事关系,却仍期待和这些在海外的人才保持“血脉联系”。一名要求隐匿身份的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坦言:“我倒不希望有人看到公告,别伤了感情。这些在外成材的人哪怕回来短期交流和合作,对单位也是有益的。”
 
“科教单位最怕伤了感情”
 
7月初,一则中国某科研单位在全国性日报刊登的“出国逾期不归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公告颇让人感慨。公告写明,该科研机构赵某等40余人因自费出国留学、探亲及移居国外定居等原因逾期不归,并长期不与单位联系,令单位无法寄送有关人事处理文件,故根据国家与单位相关政策,对这些人按自动离职处理。公告写明:“在公告发布一个月内,上述人员应主动与单位人事部门联系,办理档案转递手续。”这40余人中,有一半的人上世纪90年代出国,有16人的自动离职时间是按2000年或2001年起算,只有5人是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逾期不归。无独有偶,《陕西日报》今年6月也刊登过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的辞退公告。两所高校先后回应媒体询问,确认辞退的均为长期在编不在岗的教职工,其中多数人离岗超过十年,其中包括出国逾期不归的情况。
 
《环球时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国内至少有数十家科研单位、高校、医院、机关以发公告形式,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进行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记者采访中,有相关单位人事处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的集中清退,和国务院2015年2号文所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
 
这意味着,部分单位在新一轮整理上报编制内人员名单的节点上,要对长年出国不归人员有所决断。一家科研单位人事处处长李灿觉得这事处理起来挺棘手,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保险要调整,我肯定不能给他(不归人员)留编制,那等于虚报‘吃空饷’呀。这些人我们联系不上,怎么算了断人事关系、如何转递档案,都需要有个依据。”
 
发公告“隔空喊话”,成了这些被出国人员滞留不归问题困扰的单位最常采用的方式。李灿遇到过一名上世纪80年代出国、一直滞留海外的同事,到退休年龄突然回来,向单位要待遇。李灿说:“这种情况我很难处理。其实也不知道有多少法律效力,只希望能在人事关系上有个了断。”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有的单位3年前刊发公告,但至今无一人主动与原单位联系。李灿无奈地表示:“其实我们也知道,99%是不会回来的。他们大多去的是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
 
人才出国逾期不归的话题每见诸舆论,触发的往往是民间两种情绪:一,没良心没爱国热情的逐利者算什么人才?二,“吃空饷”太可恨。然而现实中,用人单位与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关系要复杂许多。
 
《环球时报》记者针对科研单位、高校的采访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虽然采取公开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做法,但内心还是希望被辞退人员终能回来做些贡献,这样的矛盾心理普遍存在。对约定留学期满不归、不打招呼甚至彻底失联的人,用人单位往往在一定时期内持容忍态度——停薪但保留编制、档案和公职。为什么?答案就两个字:惜才。
 
中西部某高校人事处处长王赟告诉记者,其所在学校编制内教师出国时间最长的已有27年,“走的时候都是高端人才”。前几年,逢年过节,王赟还会和人事处的同事到这些人在国内的亲属家拜访,能联系上本人的还时常发邮件联络感情。“盼着能有人回来,但这么多年过去,没人回来,占着编制又不教学,于法于情于理,确实到了必须清退的时候,否则对在校老师也不公平。”
李灿说:“当年出国的人,现在很多在国外相关科研领域已具有相当的成就,当然,也有混得不好的。从内心讲,我们不希望辞退,更不想发公告,还是希望彼此合作,哪怕是短期回来授课和开展科研合作。”
 
一所高校的人事处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校发公告辞退海外滞留人员是为排除人事纠纷,走下程序。“科教单位最讲究开放包容,伤了感情,这些人才不回来,或者回来去了其他单位,损失比给他们留编制更大。”记者采访中,“怕伤感情”“影响人才吸引”被科研单位和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反复提及。
 
对逾期不归人员要不要追究
 
王赟所在高校,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超过半数滞留美国。“出去这么久,很多人在国外混得不错,拿了绿卡,也不在乎国内的编制。”王赟说,单位本意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回校授课。王赟所在高校有这样的兼职教授,主业在海外,家人都在国外生活,逢假期回校授课做项目,“大家按合同来,他以后愿意回国退休也有保障,这样关系处理得挺好”。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看来,滞留海外不归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因素,一些老的政策和滞后的机制影响了人才回流。接受采访的多家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也有同感。以李灿所在的科研单位为例,大半出国逾期不归人员是上世纪90年代自费出去的,按相关规定可保留公职一年,但自费留学和公派不一样,没有回国服务的约定。王赟所在高校的出国不归人员,大半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公派出国,仅有少数自费留学或以探亲名义告假。一般来说,公派留学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
 
多数派出单位的选择是,再等一等。过去几年,李灿和本单位在海外的人员有过接触。“他们出去的时候,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科研环境,当时国内很多领域的研究是有断层的,出去才能得到专业指导,当时出去的都是精英。”但时间一长,这些精英就拒不接听单位的电话,或者找些理由搪塞。有的是迫于家人的压力留在国外,有的是自己在海外有更好的发展,有的与原单位关系闹僵后更不愿回来。
 
王辉耀的观察是,在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下,过去用人单位一般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过往行为不做追究,对人才回流持欢迎态度。
 
国内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提出,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并不合适。刘国福说:“不管你成长为多高级的人才,也要尊重法律,尊重国家,尊重单位和同事。有些人长期不与国内联系,把单位保留的公职视同儿戏,在滞留海外期间占用国内资源,这些人如果只要回来就不究过往,是不是对其他人有所不公呢?”
 
公平比优待更能留住人才
 
很多单位刊登的公告显示,2010年以后出国逾期不归者明显减少。特别是过去十年的留学制度建设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科研投入增大、基本待遇改善等因素,使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现象大幅减少。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中国公派留学生规模从1996年的每年不足2000人增长至2015年的2.5万人,同期回国率从约70%提升到目前的98%以上。
 
李灿强调其所在科研单位的滞留不归者都是自费留学的人。2010年之后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无一人滞留海外。李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制度约束之外,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善、科研经费的提高、与国外收入差距缩小,是根本原因。”李灿所在单位近年吸收了多名“千人计划”归国人才,“早年出去的现在很多有回国发展的想法,或是年龄到了,想落叶归根,发挥余热,国家现在有很多特殊政策,包括给家属待遇,让人才安心发挥所长”。
 
众所周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2013年的一个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出国滞留率平均达87%。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如何以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对中国来说越来越迫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国际人才竞争的大环境下,政府应积极针对归国人才的工龄接续、社会保险等作出特殊政策安排。
 
刘国福认为,现阶段国内给归国、来华人才特殊政策,是现实之举,然而特殊政策带来的是短期结果,并可能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群体。他认为,如果一直把引进海外人才的重点放在特殊政策上,总是强调提供特殊优惠待遇,那是舍本逐末。刘国福说,国家要制定有长远目标的人才战略,把特惠推向普惠,“很多人才要的不是你给我多少特殊待遇,而是要公平待遇”。▲来源:环球时报  (根据受访者要求,李灿、王赟为化名。) (记者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