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总有些人习惯于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寻找依据，部分学者甚至信守“无西不经”（不是西方模式，就不是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就不是经济理论或不是可用理论）的崇“西”教条。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出后，一些人马上提出，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
图为：2016年5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调研。这是5月24日下午，习近平在佳木斯市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冒雨与村民们交谈。
一、西方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
供给学派崛起于70年代末美国经济前景最黯淡的时期。该学派并非起源于学术界，除了最著名的供给学者阿瑟·拉弗是一位经济学教授，学派其它成员大都来自于传媒界、咨询公司等非主流经济学圈。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从供给着手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要减税，以提高人们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供给学派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
第三，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税收是影响劳动力供给、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减税尤其是为富人减税不但会使得经济产出大幅增长，还会使税收收入不降反升，因此不会引发财政赤字的问题。这来自于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假说：当税率高于某一阈值，财政收入不再上升，反而下降，原因是过高的税率压抑了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导致税基下降。换句话说，减税不一定会增加赤字，甚至可能提高税收收入。
第四，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一是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二是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三是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因此，要削减政府开支，以平衡预算；限制货币发行量，稳定物价。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当选总统后，供给经济学成为美国的国策，而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里根在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在经济政策层面，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成为了供给学派的核心政策主张。1981年到1986年里根政府出台的政策主要包括：为个人和企业减税，尤其是降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减少政府支出尤其是社会福利；放松政府监管。1981年，里根政府出台“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70%降低至50%；降低资本所得税。1986年，里根政府再出台税收改革，将最高的边际税率由50%降低至28%。经过几年的实践，供给学派的政策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相反还带来了更大的副作用，它使美国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美国从此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供给学派”也随之名誉扫地。
二、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
当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我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便开始风靡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实践形态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那里亦是早已有之。言下之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经济理论上拥抱西方供给学派，在政策主张上求教“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这意味着，如果不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的理论分野，就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混乱，工作中就会走偏出错。正如习近平所说，有些同志，“对供给侧改革弄得还不是很明白，社会上很多讨论看了也不是很清楚。”因此，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显得尤为紧要，这不仅是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西方国供给学派的翻版，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的、被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思路与主张，与中国现阶段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两者不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存在着本质区别。
首先，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突发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1981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二十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明显不同。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其次，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作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我们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再次，宏观政策主张不同。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问题。习近平指出：“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中国供给侧管理不是只有减税，而是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亦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践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最后，具体措施不同。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囿于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三、供给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是我国经济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坚持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我们之前没有照搬照抄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现在也不会照搬照抄供给学派的主张。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和完善，就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中的物质技术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双重维度的整合优化，从而更好地理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交互关系，以便在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基本原理，盲目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然会舍本逐末、迷失方向。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成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义在于超越而不是复制西方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是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新战略。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中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诉求，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机结合。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萨伊定律及供给学派无论是理论还是着力点都有根本性的不同。萨伊定律强调，“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或“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萨伊定律在本质上是排斥政府作用的，强调自主释放的供给能够自然产生均衡是其理论特点。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反对萨伊定律的。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并通过推动供给侧的改革深化，通过推动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重构和调整，来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在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实现供给质量不断优化，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一场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所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出发点到举措彰显的都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对包括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在内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既要注意加强研究和学习，借鉴其有益成分，又要注意不能不加鉴别地照搬照抄、食洋不化。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社会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因此，主张自由充分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减税刺激投资，反对过多社会福利支出，主张保持货币稳定，反对通货膨胀等等。客观地讲，其中有些观点和主张，对于解决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一些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无视资本主义遭遇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的实际教训，迷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痴迷于供给、结构分析，只重视供给管理，忽略需求、总量分析，无视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类经济现象，不深入分析产生经济现象的制度因素。这些缺陷，是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克服的。今天一些学者看不清这些事实，仍在鼓吹“供给学派”理论，重提实施该学派的政策主张，把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化地等同于供给学派理论，这不仅误导舆论和政府政策方向，更有可能会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任何时候背离我国国情而盲目拥抱西方理论、滥用西方理论，都必然会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后果。想从西方供给学派那里寻找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依据是不现实和不负责任的，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和方法，只能建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