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起源于一次国家地理中心位置和城市规划的勘察。从此成了中国二十四个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节日。3000多年前，周文王第四个儿子，也就是武王的弟弟姬旦，因为辅佐武王东伐纣王，制作礼乐，天下大治，被封爵位为上公，所以被尊称为周公。就是他，在这一天用土圭法测影，确定了洛邑是国家的中心。
三千年前的一天，周公来到了到洛阳，用土圭法测得洛阳所处的地方是“天下之中”。周公有了中国的定位，然后他通过占卜，确定这里就是国家社稷的吉祥之地。《尚书·洛诰》记载了周公到洛阳之后，对洛阳周边很多地方做了仔细勘察，最后确定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都是兴建宗庙社稷的好地方。周公在这次城市规划考察以及首都建设方案确定之后，又制礼作乐，制订了国家礼仪制度。
据记载，周代以冬季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日为新年的初一，因为这天是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是新的一年开始。《汉书》中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从周代到秦、汉，一直以冬至日当作大年初一。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新的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
冬至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气之一，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冬至，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冬至是一个特殊的节气，又称为“至节”因为它是“阴极之至”、“阳气始至”，也是“日行南至”的节日。又由于冬至过后，新年就在眼前了，所以又有“冬节大如年”的说法，意思是说冬至的礼俗和年节相差无几。
冬至日，开始阳气生而君道长，是乱而复治之机。自古以来，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在这天祭天、祭祖，把握着改运和养生的最佳时机。《东京梦华录》讲述了宋代京师最讲究冬至节，当天要换新衣服，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到明清二朝，冬至祭祖盛行。明代嘉靖的《江阴县志》记载：“节朝悬祖考遗像于中堂，设拜奠，其仪并依元旦。”在冬至祭祖是祀于家，祭于墓，仪式和规矩与清明和中元基本一样。
冬至是自然界阴阳更替的特殊日子，“至”者，极也。冬至这一天，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是一阳初生的重要时刻。俗语说：“冬至进补，春天打虎”，养生就是要保护初生的阳气，所以冬至前后是进补的时期。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以养生为诉求的独特节令饮食文化。天人合一不仅在时间上的合拍，也需要在地域上的吻合，而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不同的冬至饮食养生文化。
过去老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相传汉朝的时候，北方匈奴经常来犯。匈奴中有叫浑氏和屯氏的两个首领，十分凶残。中原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叫“馄饨”，恨以食之。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所以在冬至这天家家户户吃馄饨。但身为南方的苏州人，过冬至吃“混饨”是为了纪念西施。相传吴越春秋的宴席上，吃腻了山珍海味的吴王没胃口，美女西施包出一种畚箕式点心献给吴王。吴王吃了很多，连声问道：“这是什么点心，如此鲜美？”西施有感昏君混沌不开，随口回答说叫“混沌”。为了纪念西施的智慧和创造，苏州人便把它定为冬至节的应景美食。
“冬至阳生，万物苏醒”，虽然还在寒冷季节，人们却已经感受到了春的气息。宋、元以来，潮汕人盛行吃甜丸。甜丸是用糯米磨粉和水搓丸煮成的甜汤，是冬至日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冬至丸，一食就过年”在潮汕地区，冬至这天一早，家中大人小孩往往围坐在竹葫或大盘子四周，各自提取事前用糯米粉和水搅搓成的粉团，以两只手搓成弹珠一样的丸子，叫“冬至丸”。冬至甜丸一般在天亮前煮熟，家人起床后，都要吃一碗“冬至丸”来“添岁”。
在台湾，至今还保存着冬至用九层糕祭祖的传统，用糯米粉捏成鸡、鸭、龟、猪、牛、羊等象征吉祥中意福禄寿的动物，然后用蒸笼分层蒸成，用以祭祖，以示不忘老祖宗。同姓同宗者于冬至或前后约定之早日，集到祖祠中照长幼之序，一一祭拜祖先。祭典之后，还会大摆宴席，招待前来祭祖的宗亲们。
从冬至起源和祭祖、养生的习俗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具体体现，人们在节日中感受道德的力量，心灵得以净化，境界得以升华。除了体现人与自然协调外，更主要的是“天人合德”，“观天道以应人道”通过祭祖仪典达到与神明沟通，获得祖上的庇护，提升自身的运势，“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合于四时阴阳，人体就不会生病，顺从阴阳消长规律，才能使生理、命理、地理融合一体，幸福、圆满、健康！
李建军写于美国洛杉矶
2016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