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北京3月6日 – 中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积极稳妥去杠杆，多措并举降成本，全国政协委员常振明表示，去杠杆方面国企问题较突出，今后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政协委员杨凯生则建议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
“在去杠杆方面，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比较重的，它的资本补充机制还不够，所以在去杠杆方面，今后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在两会（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的政协委员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同一场合称，中国企业的杠杆率确实偏高，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中国工业企业杠杆率约为167.6%，而资产负债率超过56%。尽管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数字有所下降，但是只能说是略有下降或者说基本保持了平稳。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同期相比，都是偏高的。
“如果不降下来的话，不仅直接拉升了企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和去产能没有办法衔接，和企业的保持可持续健康运营也难以衔接。”杨凯生表示。
他重申要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杨凯生此前提出，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中应包括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的注入，且要建立企业负债约束机制，否则企业的杠杆率仍然会周而复始的不断攀升。
提及金融风险，杨凯生表示目前金融风险完全可控。从商业银行不良率、存款拨备率等指标看，银行业消化目前不良贷款损失、潜在损失的能力是强的、充分的。对于其他风险，流动的风险、房地产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外部冲击和汇率带来的风险、理财产品可能存在的跨市场、跨交易风险，实际上有关部门都在加强管理之中，如央行最近正牵头组织制定对资管的管理办法。
对于去杠杆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认为，去杠杆是“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一个环节，但是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政府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时候，在去杠杆这方面，首先会稳步推进，不会在短期内剧烈的调整。
在降成本方面，钱颖一强调，除了容易看到的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之外，还有一部分交易成本，即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主要取决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等。
他称，降低交易成本，是企业非常渴求的。某种意义上说，融资贵是价值问题，但是融资难就是交易成本的问题。除了显现的和价格要素相关的成本之外，还要非常关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称，今年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对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信心和底气、有能力和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