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之机 七旬华侨老人首次返乡寻根

拿着15年前的一封家书,白发苍苍的薛永祥老先生用酒店房间的座机电话,拨通了信纸上留下的号码。

“后天我要到你那里去,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到福州来接我行不行。”——如果电话拨通,薛永福会这样说。但是电话那头传来的提示音说,“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图为薛永祥的堂兄弟薛永发15年前寄给他的信。闫旭 摄

薛永祥要打给的是在福清的堂兄弟薛永发。15年前,薛永发想送儿子到日本读大学,写了一封信请在日本的薛永祥帮忙。当时薛永祥回信说,到日本读大学太辛苦,建议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再来日本读研究生,薛永发又回了一封信,之后就没有了联系,只留下一行10位数的电话号码。

薛永祥和薛永发没有见过面,信是用日文写的。薛永祥猜想,对方可能是找懂日文的人代写的。信封和信纸至今干净平整,显然薛永祥一直小心珍视、妥善保存。

信封里还有几张薛永发一家的照片,带着15年前的这封信,和父亲年轻时的一张黑白照片,薛永祥明天将在友人的陪伴下第一次踏上父母的故乡福清,寻找从未见过面的亲人,寻找父母、祖先曾生活过的地方。

今年74岁的薛永发出生在日本,从未回过福建。他的父亲年轻时到日本打工,母亲则是上海长大的福清人。薛永祥说,1937年时,母亲随家人一起去日本旅游,结果发生淞沪抗战无法回国,后来母亲与父亲结了婚,便留在了日本。

薛永福此次来到福州,是作为中国通信社董事长受中国新闻社的邀请,参加在此间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他决定借此机会返乡寻根。10日晚,薛永福在酒店里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

图为薛永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闫旭 摄

薛永福说,在60年代,很多在日本的华侨青年学生有很强的爱国情感,开展了学习祖国情势等各种活动,并且立志大学毕业后为祖国、为侨社服务,做有利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于是,在1965年,大学刚毕业的薛永祥进入亚细亚通信社(后改名为“中国通信社”)工作,将中新社、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的稿件翻译成日文,向日本的共同社、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经新闻、产经新闻等媒体提供。在当时,亚细亚通信社是向日本媒体传递中国声音的唯一渠道,鼎盛时期通信社曾有50多名员工。

而随着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后互派记者,中国通信社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令薛永祥更加感到担忧的是,华侨第三代渐渐融入日本社会,在日本的企业就业,中国通信社没有接班人。

薛永祥告诉记者,如今有10个人,其中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4个人是已经退休后继续在通信社工作。

“就像今天很多人说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坚持的原因。因为在日本的媒体中,中国声音很少。”薛永祥说,“看到有这么多人还在世界各地做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鼓舞。”

在中国通信社工作了半个世纪,讲了半个世纪的中国故事,薛永祥说,当下日本政坛右倾化,他更加不能停止传播“中国的声音”。所以,已经退休的薛永祥每周上三天班,持续帮助通信社的后辈们工作,宣传中国的立场、主张,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历史事实,通过影响日本媒体,进而影响日本民众。“他们看了以后怎么做,我们没能力决定,但是至少应该告诉他们中国的态度和说法。”

中国通信社还在发行月刊,针对主要是日本专家学者的受众群体,翻译并刊登一些中国主流媒体的长篇文章,希望在专家学者中起到影响。

对中国的认同感,从小就根植在薛永祥的心里。他说,小学、中学在日文学校读书时,学校每天早晨组织学生都到运动场里唱日本国歌,但父亲对他说,“你是中国人,要唱中国的国歌。”从那时开始,薛永祥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而薛永祥的两个女儿,也从小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因为我在中国通信社工作,她们自然有这样的自觉。”他说。

明天,薛永祥就要启程去福清寻找亲人,也想看看父母是自怎样的地方出生、长大。“如果找不到他们,也要找到这个地方。”薛永祥指着信封上的地址说道,“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给祖先扫墓。”来源: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