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柏林7月6日电 题：德国学者库恩：“中国将拯救地球吗？”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从1997年京都，到2009年哥本哈根，再到2014年巴黎……每年一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悄然见证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转变”。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者、欧委会经济高级顾问贝特霍尔德·库恩(Berthold Kuhn)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表示，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远比二十多年前更为积极，承担起了更大的全球责任，值得赞赏。
贝特霍尔德·库恩。彭大伟 摄
他强调，西方一些政治人物认为可以一方面制裁中国，另一方面寻求中国在气候和抗疫等方面合作，这是幼稚的想法。他认为欧洲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处理同中国的关系。
贝特霍尔德·库恩1965年生于德国海德堡，莱比锡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比较气候政策、全球大趋势与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等。他先后担任欧盟委员会、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高级顾问。
视频连线采访库恩画面。彭大伟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库恩博士您好，早在新冠疫情出现前，我就曾多次与您探讨气候话题，当时您曾推荐我阅读牛津能源研究所著名环境学者芭芭拉·菲娜摩尔(Barbara Finamore)的《中国将拯救地球吗？》一书。您本人对这个命题的回答是什么？
库恩：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未来还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因此中国的作为无疑关系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如果要问“中国怎样做可以拯救地球”，首先中国正在减少其对煤炭能源的依赖，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从70%左右下降到60%以下——需要看到的是，这一比例仍很高，中国需要继续努力减煤，既要在国内减煤，也要在海外投资项目中减煤。不过，中国也正在努力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在投资领域，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如何加大绿色投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中国曾在外国投资很多涉及煤炭的项目，而近期的发展表明，中国海外投资正朝着更加绿色的方向转型。
总体来看，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有巨大潜力，特别是提高能效方面——迄今为止，中国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冠军，在能效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确实还运营着众多火电厂，因此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下一步备受关注。我认为如果中国拿出魄力和勇气，一定能为拯救地球作出很大的贡献。
资料图：新疆哈密市东南部风区掠影。 陈建军 摄
中新社记者：卢森堡财政大臣皮埃尔·格拉梅尼亚(Pierre Gramegna)前不久回忆了他作为欧盟代表团发言人参加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情景。他回忆道，当年中国还像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自身主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皮埃尔·格拉梅尼亚感慨，仅仅20多年后，中国不仅已发展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更自主承诺将兑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相关目标，为全球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再看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西方舆论当时几乎众口一辞地指责中国。但很快，人们便看到了中国在《巴黎协定》达成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如今人们讨论的已是中国将如何拯救地球。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期也多次表示，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上“抛开中国将无法找到解决方案”。您如何看待中国角色的转变？
库恩：这些年来，世界是在进步的，我们拥有了更多关于气候变化真实存在的科学数据，我们也目睹了更多飓风，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破坏规模变得更大。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实现了路径转换，且远比20多年前更为积极，这值得我们赞赏。(同京都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相比)中国经济已经变得更加强劲，也承担起了更大的全球责任。时过境迁，如今我们大可夸奖中国在气候领域迈出的步伐，其它很多国家也在与时俱进。很遗憾的是，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并没有顺应这一潮流。
在我看来，气候领域的大多数专家都认识到中国如今已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最多的国家，并在提升能效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些都对实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目标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中国也与这些国家积极开展南南合作。中国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中国在推动达成《巴黎协定》以及后续的气候谈判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曾经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我们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实际上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水岭，或可称之为“叫醒铃声”。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中国涌现了大量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中国环境保护部近年也“升级”为生态环境部。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项目。
总结起来，我们看到中国取得了很多进展，与全球多国加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潮流同步。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整个世界都有重大意义。随着中国逐渐成为经济强国和最主要的排放国，中国也必须意识到，外界对它的压力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形势已发生改变，中国则适应了新形势。(中国最新的“双碳”气候目标)绝对是一个明智决定。同其它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很强的“技术导向”(technology oriented)，中国经济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中国领导层亦十分重视全球范围的人类重大关切。事实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并积极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于2018年写入了中国新修订后的宪法。
资料图：吉林省白城市光伏发电一景。潘晟昱 摄
中新社记者：您今年早些时候在德国媒体撰文，反对西方通过言辞和制裁“敲打中国”(China Bashing)的做法。但美国和欧盟如今似乎想采取一种新的方式去定义中国，大致可概括为“中国同时身兼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system rival)三重身份”。看上去，美国和欧盟一方面既想要在气候、疫苗等方面寻求中国的合作，另一面又将中国视作“制度性对手”横加指责甚至制裁、“脱钩”，这有可能做到吗？
库恩：我不太认为这会发生。西方许多政治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是幼稚的。当然，考虑到德国的历史，从中国人的角度可能很难理解，一个经历过纳粹黑暗历史的国家为何现在想要告诉中国如何“改善人权”。但是不应忽视的是，德国社会许多人由于在学校所了解到的纳粹历史以及自身家庭与纳粹相关的遭遇，造成了他们天然地对今天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有高度的关注。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坚定支持者。柏林墙倒塌和两德统一也提升了德国人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关切。
当然，我完全赞同你所说的，制裁中国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从地缘政治和权力博弈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正如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那样，制裁很少能够达到目的。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果去制裁一个相对较大的经济体则更加不现实，且会招致反击。坦率地讲，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和中国问题专家公然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那就要准备好承受后果——抵制冬奥将给欧盟和欧盟产品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的声誉和软实力也将受到影响，这将威胁到德国产品最重要市场之一的中国市场。
因此，假如真的想要对中国采取制裁，那也应当告知公众这种做法可能给本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允许社会充分辩论，之后再作出决定。然而欧洲政治领导人要的是短期利益，要的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捞到选票，而不会操心别的事项，例如“这可能给欧洲经济带来何种长期影响”。
资料图：北京冬奥会旗舰店店内售卖的北京2022冬奥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玩偶。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德国鲁尔老工业区曾经严重污染，经过治理如今重新焕发生机。德国和欧洲建设生态文明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参考？
库恩：今天的鲁尔区仍面临一些挑战。结构转型并非易事，需要很长的时间。“一带一路”倡议和中欧班列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趋势是可持续、气候行动和环保已成为主流，这一潮流正在创造新的机遇，但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这也意味着挑战：人们的预期寿命更长了，如果在五六十岁时失业，将很难适应新经济形态。但无论如何，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部分，是未来的趋势，我们别无选择。应对气候变化是一场全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船上”的行动，在船上的不只是各国政府，还包括私营部门。
资料图：浙江杭州。 钱晨菲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即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中欧、中德之间今后可以如何加强低碳转型领域合作？
库恩：启动全国性的碳市场十分重要。中国在此之前已积累了地区性的碳排放交易机制试点经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覆盖尽可能多的工业门类。目前中国拟启动的碳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是不够的。与欧盟的碳市场相比，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碳定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欧盟在设计碳市场时就曾在这方面犯下错误——在推出碳市场的最初那些年，工业企业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减排，因为它们获得了过多的排放配额。
中国可以从欧盟曾经犯过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如果设计得当，碳市场可以运作得很高效。我想中国的碳市场发展将是一个渐进过程，也相信中国政府希望做的是通过与行业协会和企业负责人进行协商，最终令这一市场能够覆盖更多行业。而一旦碳市场覆盖行业越多，全社会对减排的重视程度越会相应上升。这也许意味着巨大的工作量，尤其对规模较小的行业而言，要求每一家企业都上报排放量，是很繁重的。但最终发展的方向无疑应是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