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3日电 题：新冠病毒溯源亲历者：全球溯源谁来溯、如何溯，在哪溯？
中新社记者 李纯
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提出的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引起广泛关注。多国指出病毒溯源研究是科学任务，不应被政治化。
是否有必要在中国开展第二轮溯源工作？为什么说病毒溯源不应政治化，政治溯源带来哪些危害？下一阶段全球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应如何展开？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成员周蕾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进行权威解读。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成员，您参与和见证了武汉溯源研究过程。能否结合自身经历谈谈，为什么说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是一份有价值、权威的、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
周蕾：你的问题把我的整个思绪拉回到今年年初在武汉，以及在此之前更长一段时间，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团队共同开展全球溯源第一阶段中国部分研究的那一段难忘经历。
这一次的全球溯源研究是一次科学的研究活动。首先，整个研究设计是基于中方专家与来自多国、包括国际组织的外方顶级专家团队联合共同制定的研究方案。所有成员都有着充分的科学研究经验并在这个领域浸润多年，非常希望能够把源头调查清楚。
本着这个初心，所有人共同努力联合制定研究计划，联合制定工作方案，今年年初外方专家团队来到武汉，我们在首先报告疫情的城市联合开展现场调查工作，联合撰写并发布研究报告。这四个“联合”、多方专家团队的努力，都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这是基础。
进行科学研究，从研究设计阶段就必须秉持科学态度。现场数据收集分析、中外联合专家团队共同讨论形成最后的研究报告和结论，都是公开、公正、科学的。
中新社记者：世卫组织秘书处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个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您如何看待这份第二阶段溯源计划？有无必要在中国开展第二轮溯源工作？
周蕾：提出这种观点有点匪夷所思。最初制定研究计划方案，包括联合团队专家到达武汉，现场开展实地考察与访问，与相关人员面对面访谈等等，所有工作都是围绕新冠病毒起源的各种可能进行。实际上，据我了解，最初我们与世卫组织专家共同制定的TOR(工作任务书)中没有包括所谓实验室假说，因为这是科学常识，也没有任何证据。世卫组织专家组今年来华后与我们商谈本次联合研究的工作计划和具体研究方案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我们也本着高度合作、负责的精神，同意了将实验室假设纳入研究内容。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收集数据、现场考察，也去了武汉病毒所，我们并没有关闭或隐瞒任何东西，该开放、该展示、该收集的都做了。经过持续长时间的工作，数据收集，包括对已经拿到的信息和数据开展分析，尤其是最后的讨论和研判，我们当时就得到了结论，在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报告里有了非常明确和清晰的阐述，就是“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假说是极不可能的。
在第一阶段已经得到研究结论的情况下，再重提这一点，本身就违背科学原则。在尊重第一阶段全球溯源研究结果和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科学证据为指引深入开展溯源研究，这才是正途。只有这样，全球科学界、所有的科学家和工作者才有可能去回答这个世纪难题，而不是纠缠于已经明确的研究结果和结论。
全球溯源之所以提出第一部分，必然还会有后续工作。如果一直在此反复纠缠，请问什么时候才能把这项工作完成？当时提出全球溯源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成员周蕾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中新社记者：未来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应如何开展？应秉持怎么样的科学精神？
周蕾：这个工作是一定要做下去的。有一些问题得到了答案、有了进展，往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要真正回答源头、起源问题，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至于怎么做，还是应该继续秉持全球、公开、公平、公正、科学的原则，不偏不倚。有线索就去查线索，有数据就分析数据，这才是科学态度。
从研究工作方案本身来说，第一阶段的模式非常好。全球溯源，全球都应该有发言的权利，都应该有参与研究的机会，也都应该有可能成为研究地点或对象。还应该继续秉持这种原则和态度，联合制定研究方案，联合确定第二阶段应该在什么方向发力，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还有一点特别有必要强调，一定不能背离第一阶段的研究结果。没有延续性，这种科学研究本身是要打折扣的，是不科学的。要坚持第一阶段全球溯源的工作模式，基于第一阶段的研究结果，在此基础上，把第一阶段建议的一些问题、发现的线索和方向做深入挖掘，深入数据收集和探讨，这样才有可能得到答案。
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拿出来的(第二阶段溯源)方案，我本人并没有参与。我了解到，有一些参加过第一阶段工作的科学家也并没有参与第二阶段方案的讨论。基于(研究的)延续性，参加过第一阶段研究的科学家的价值应该予以重视。
在进行下一阶段溯源研究计划制定、研究讨论、开发研究方案等方面，可以多听听参与过第一阶段研究的科学家的意见，不失为一种公平公正、秉承开放态度的做法。我们也很愿意作出贡献，希望能有机会参与到下一阶段工作中去，期望能够为全球溯源贡献更多力量。
科学研究是科学问题，不应混杂其他因素，一旦混杂就会偏离真正科学的轨道。
资料图：美国纽约一新冠疫苗接种点，民众排队接种疫苗。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网上有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友80%都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您如何看待当前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被政治化的问题？
周蕾：这么多网友在关注全球溯源，而且他们看到了一些问题，还主动发声，这让我很感动，对我们是一种鼓励。但反过来，就像他们说的，为什么(政治化)现在成为一个讨论的焦点？政治化会影响科学家的判断、工作，影响正常的科学研究秩序，甚至有一些科学家还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科学家发表文章，是用它作为一种载体进行交流，供全球同行浏览、阅读和参考。因为政治化，导致我们很多很宝贵的研究结果、研究发现没有办法和国际同行进行交流。
前段时间，国内有研究冷链传播的团队，(发现)冷链作为一种载体和一种可能的条件，使病毒在冷链条件下可以存活时间比较长，进而感染人。这样的发现对我们全面认识新冠病毒是很有帮助的，但很遗憾的是，花了很长时间、换了很多杂志始终没有办法成功刊出，这是让人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它打破了一贯以来全球科学界共同维持和坚持的方式。
试想长此以往，全球的科学家如何进行交流？人类科学如何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化给整个科学精神带来了不好的影响，尤其对全球溯源工作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作为科学家，一定要主动摒弃或者与它作斗争，真正把全球溯源研究工作完成。中方的很多科学家，尤其是参与了溯源研究第一阶段工作的科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哪怕风吹雨打，我们该做的还会继续做下去。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成员周蕾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中新社记者：我们看到很多报道说，有许多科学人士因为不愿屈服支持所谓的“实验室泄漏论”，受到人身攻击和谩骂威胁，甚至有的专家不得不以辞职来维护其所坚守的科学立场。这种施压国际科学家的行为对新冠疫情防控和溯源研究将带来哪些伤害？
周蕾：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这些无辜、正直、坚守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他们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
一个科学家在某个领域的奋斗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心血，应该被给予充分信任、支持、保护。我们看到一些报道，一起参加第一阶段溯源的国际专家，确实有一些被迫地、主动退出或者辞职。我们看了以后(感觉)非常痛心。这么多天在一起工作和接触，他们的人品、精神、科学态度和能力水平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打压和逼迫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
对这些科学家的打压所导致的影响，最大受害方是整个全球溯源工作，可能没有办法按计划推进。对溯源研究目标的实现可能是破坏性的，甚至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全球溯源是为了谁？是为了全球，在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把一次这么大的疫情的来源、起源搞清楚，这是我们的初心。我为我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国际同行，那些朋友们感到不平。
中新社记者：冷链传播是新冠肺炎疫情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您是如何看待将冷链作为重点溯源线索的重要性的？
周蕾：其实对于冷链，我们不能说它是个源头，在专业上面是讲不通的，它只是一种承载方式，是造成传播或造成病人感染的一种途径。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也是因为第一阶段在武汉，中外专家们联合研究、讨论、分析以后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当然它不是可能性最强的，但不能完全排除，因为确实有大量的证据都发现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做研究。
现在(新冠病毒)全球溯源难度特别大，可以说是有史以来难度最大的一次溯源。有很多新发传染病的起源都很难调查清楚，新冠也是一样，而且现在还在流行期，调查起来就更困难。但是我们都不愿轻言放弃，不轻易放掉任何一条线索，争取把每一个有可能的线索和方向都尽量地做清楚、讲明白。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成员周蕾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张兴龙 摄
中新社记者：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病毒在全球多地的出现时间早于先前的已知时间，这表明武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突破界面的第一现场，您是如何看待下一阶段全球进行多点、多方位、立体溯源的重要性的？
周蕾：这是全球溯源，不是某个国家的溯源，必然是全球角度。随着各个国家在溯源领域的研究逐渐有新进展、新发现，这就提供了很多进一步开展溯源研究的线索和依据。
不能因为疫情最早在中国武汉发现和报告，就把所有的可能性只放在一个地方，这个思路太狭窄了。不是说武汉不重要，当然重要。我觉得我们已经高度配合了全球溯源工作，做了大量数据收集、研究和讨论分析。
在此基础上，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发现给了一些线索和提示，应该进一步在宿主动物、最有可能的区域上面去采集更多样本、序列、血清等等，或是去做一些流行病学调查。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是秉承全球溯源标准和原则开展研究工作。
作为参与科学研究活动的科学家或者研究人员，我们不会考虑国别、政治因素，我们考虑的是病毒到底从哪来，又到了哪去。传染病是无国界的，病毒不需要护照、没有国别。应该在哪儿去寻找最有可能的线索？如何基于现有资料和证据进行挖掘和探索？这才是当务之急。
中新社记者：在之前的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中，中外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科学家在动物溯源、分子溯源、环境溯源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未来中国科学家如何参与全球科学溯源研究？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周蕾：中国的这些科学家都特别求真务实，而且我们一直在努力坚持跟上国际科学界的节奏和脚步，在不断学习进步，首先要肯定这一点。就我接触过的中方的科学家来说，他们都非常认真，秉承求实科学态度去做任何一项科学活动。
这些年来，中国科学家越来越多积极参与国际科学活动，和国际同行交流合作沟通，贡献科学家智慧，这是中国科学界的进步。
第一阶段的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在年初结束以后，我们并没有放下脚步。当时在武汉讨论研究的工作计划、下一阶段工作方向和一些需要补充完善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都还在往前推进。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科学家都应该参与下一阶段的溯源。这不是为了某个科学家自己，就是纯粹为了把研究任务完成，秉承我们的初心。我们也确实想为全球溯源工作，为全球科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突破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