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筹“三公”经费也必须公开

南方医科大学公开的2013年“三公”经费决算显示为0,但事实却是花了400多万元,为什么?原来,高校“三公”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和自筹两部分。在高校网站晒出的“三公”经费,均为财政拨款部分。(广州日报1月28日) 此前,媒体曾报道河南一名在读大学生,去年11月份向113所高校寄出挂号信申请公开“三公”经费预决算信息,但截至目前只有44所高校给出回复,已回复公开或通过网站公开其“三公”经费的高校只有30所。其中,南方医科大学的“三公”经费的支出是零。这引起舆论对高校“晒三公”的关注,而相比只有30所学校公开“三公”经费来说,舆论更对零“三公”的南方医科大学感兴趣,质疑其是“画一个圈”来糊弄公众,随后南方科大在官微上回应,“三公”没用财政拨款,而是用学校自筹经费。也许在南方医科大学看来,只要不用财政拨款作为“三公”经费,就可以不公开,这是站不住脚的。 表面上看,学校不用专门的财政拨款,进行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因公出国,就可称“三公”为零,但只要有“三公”经费,就必定有钱的支出,这笔钱从哪里来?这当然不是学校领导自掏腰包,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而其他方式,往往也是动用学校的资源来实现,因此,这也应该向师生、公众交代,否则就可能涉嫌利用学校资源做交换,或者利益输送。 比如,如果学校公务接待,不是用学校的钱,而是找企业家赞助(或从课题经费中支出),这不就没用公款吗?因公出国也是如此。再比如,如果学校校部没有公车,而是把所有公车都“下放”到校企(医院),使用由学校安排,支出由校企(医院)结账,这不也没有用公车吗?而为了表示对校企的补贴,学校可能会专门设立一笔资助经费,或者让校企少交一点利润即可。 这种情况,在地方教育部门的公车改革中,并不鲜见。公车按规定取消,公职人员领车改补贴,开私车或者坐公交车上下班,但“隐身”的,放在各中小学的公车还保留,教育部门的人想用,随时可用,甚至有的学校的公车,就专门供行政部门调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表面上“三公”消费没了,但从公开转到了地下。 其实,只公布“三公”经费,不公布所有学校财务信息;只报告学校校长有出国考察,却不报告出国考察用了多少钱,钱从哪里支出;只公布财务信息的收支总额,不公布具体的细目;所有公布的财务信息,只由学校自己审计发布,没有独立的审计……就会出现这种“三公”经费为零的局面,而且,在账面上,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如此一来,即便高校公开“三公”经费,师生、公众也无法对学校进行监督。大家花大力气得来的信息公开,极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公开。财务信息还是一笔糊涂账。 我们希望南方医科大学能公开“三公”自筹经费究竟来自何处,这样才能让师生、公众了解学校的整体财务收支情况。发达国家的大学,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所有办学信息,是向师生公开的,而且,公开的信息,具体到细目开支,而不只是收支总额,在公开之前,财务要由独立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也就是说,所有财务信息公开、透明。按照这种信息公开要求,学校是难以在账面上做手脚的。包括学校校产经营、接受捐赠的收支情况,都必须对外公布,而不是打闷包。 而之所以财务能做到全透明,关键在于学校实行现代大学治理,首先,学校的理事会(或董事会)负责制订学校预算,并监督学校行政执行预算;其次,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按规定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审计;再次,学校校长由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选拔,校长行政必须对师生负责,公开述职,这就包括公开学校办学信息。 我国的大学,目前还是行政治校,这种由行政主导办学的模式,把行政权、教育权和决策权,集中在行政领导和行政部门手中,而师生却没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决策权。如果在制订学校预算时,师生有这些权利,学校行政可以随意决策资金如何开支吗?如果学校每一笔开支,都必须公开,接受监督,那么,办学资金会被随意挥霍、挤占、挪用吗?如此,学校办学会公开、透明,而“三公”开支,就会压缩到最小。 我国推进学校信息公开,现在依旧采取行政治理模式,由政府部门出台规定,要求学校公开,但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去年,教育部还专门下发《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明确高校应主动公开包括财务资产、收费信息等10大类50项信息。但公开“三公”开支的学校依旧很少,且公开的数据,师生和公众也无法了解详情,因此,必须改变这种治理方式,需要对学校治理结构进行根本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