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个健康、没有孩子的成年人，可能很容易忘记，还有一种令事情雪上加霜的微妙方式：有的人可能正在申请大学。
由于疫情扰乱了考试日期，全国各地许多学校都将今年的申请者的SAT和ACT考试列为可选考试。上周，包括全国一些最好学校的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系统甚至更进一步，投票决定在2025年之前完全取消这些考试。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决定算是姗姗来迟：几十年来，正如加州考试管理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所言，这些考试一直被指责“存在严重缺陷，非常不公平”。但是，取消考试真的会让大学录取过程对弱势学生更公平吗，还是取代考试的东西会更糟？人们的意见如下。
为什么“不公平”？
恩迪亚·格里芬(Endiya Griffin)在《TeenVogue》杂志上解释说，标准化测试的历史植根于歧视。SAT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一位名叫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的年轻心理学家帮助美国陆军开发了一种用于筛选新兵的心理能力测试。
布里格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是狂热的优生学家，他使用这些测试的结果来证明其“北欧人种智力更优越”的观点，并且警告“黑人对白人血统的渗透”。1920年代，他将该测试调整为大学入学考试。如今，正如我的同事肖恩·休伯勒(Shawn Hubler)指出的，许多标准化考试的批评者仍然认为，尽管并非刻意，但它们在种族和经济方面仍然具有歧视性：
• 2019年，55%的亚裔考生和45%的白人考生的SAT成绩达到1200分或更高。而西班牙裔和黑人学生这个数字分别是12%和9%。
• SAT分数也同收入相关：总体而言，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成绩更好——他们往往能在资金充裕的学校中获益，并且有能力支付数千美元的私人辅导和备考费用。贫困给黑人学生造成的分数差距是白人学生的两倍。（当然，如果你足够有钱，可以直接买到更好的分数，尽管结果可能发生变化。）
作者保罗·托夫(Paul Tough)在时报上指出，高中成绩是评估学生的一个更公平的指标。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与SAT分数相比，高中GPA分数与家庭收入或种族方面的关联更少。按成绩评估会奖励“发奋者”——拥有好成绩但在标准化考试中表现不佳，同时会惩罚“懒惰者”——标准化考试考得好但在学校并不是很努力。他说：“令人眼前一亮的高中GPA反映了内在才能和勤奋努力的结合，而这正是在大学中脱颖而出所需要的。”
琳达·K·沃特海默(Linda K. Wertheimer)为《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撰文写道，如果说在疫情之前SAT和ACT是不公平的，那么现在可能更不公平。两项测试背后的公司都计划推出线上考试的选择，但是许多低收入学生没有互联网连接，并且存在很多对作弊的担忧。
替代方案会更糟吗？
伊丽莎白·库里德·哈尔克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时报上说，尽管存在缺陷，但标准化考试仍然是评估大学申请者最公平的指标。她承认，SAT和ACT有很多问题，但由于成绩的变化无常，在公平竞争方面可能起的作用甚至更少：2016年毕业的近一半的高中学生至少获得A-的平均成绩，尽管在较富裕和白人为主的学校里，成绩虚高的情况更严重，但招生官员给来自密西西比州困难公立学校的A-的权重还是会比菲利普斯学院的A-要少。申请中的其他部分——个人论文、杰出导师的推荐信、人脉丰富的大学顾问的致电——也给了富裕家庭学生优势。
“这并不是为了捍卫现状，而是恳请他们深入考虑一下，如果大学在招生决定中不考虑标准化考试的话，他们该考虑的因素中哪些应该得到更多权重，”她写道。“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差别，往往由社会经济地位的偏见所致，那些被视为中等或不佳的公立学校学生的表现，通常可以通过优异的标准化考试分数来抵消。”
实际上，正如《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编委会所指出的，这正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招生系统最近发现的情况。2月，由学术评议会委托的一个工作组研究了标准化考试的影响，报告说它们比高中成绩或其他指标更有效地预测大学的成功，而实际上通过提供一种另外的标准，让黑人、拉美裔和低收入学生拥有更多优势，从而避开招生官潜在的拒绝。大学议会上个月一致支持了该报告。
报告发布后，《洛杉矶时报》编委会认为：“目前，加州大学应保留考试分数。出于政治或法律压力甚至个人信仰而选择其他指标，将不符合伟大名校的治学根基，这些大学以思想开明的调查和基于事实的决策为荣。”
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
安德鲁·M·佩里(Andrew M. Perry)去年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上撰文说，拿标准化考试开刀对于解决教育不平等只是治标不治本。他说，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是种族贫富差距，它源于奴隶制度、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经济剥削，因此需要出台更加雄心勃勃的政策才能消除。“我完全认同贫富差距无处不在，但政策制定者和机构领导者不应忘记，直接试图缩小贫富差距的方案将对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得分产生更大的影响，”他说。“要想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应该通过向历史上被剥夺权利的人们提供积累财富的机会，而不是围绕着不平等来重新调整测试分数。”
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美国更平等的话，那么它可能一开始就不会把大学招生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主张，美国竞争过于激烈的大学录取过程的最大弊端不是衡量成绩的方法，而是在于精英主义理想本身。在他看来，精英制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持久的、自我维持的等级制度”，它利用价值观念来使自身合理化。如果低收入的学生把进入哈佛或耶鲁大学视为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的少数途径之一，那么至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哈佛和耶鲁的存在。
马科维茨去年在《大西洋》杂志上写道：“精英制已经创造了一种竞争，就算每个人都遵守规则，也只有富人才能获胜。”他建议，与其把一个用来决定谁该在精英阶层占一席之地的测试调整得尽善尽美，不如“建立一个社会，使更多人能获得好的教育和好的工作——那么爬到阶梯的最上层将不再是那么重要了。”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Spencer Bokat-Lindell是观点栏目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