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印度，多数人是会想起电影《流浪者》和《大篷车》。殊不知从1990年代开始，印度正在通过异军突起的软件业正在逐步获得世界的尊重。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说的：”二十年前，印度还因驯蛇人、贫困、特瑞莎修女著称。而如今这是个充斥着聪明头脑与电脑天才的国度。”而鲜为人知的是，创造印度软件业奇迹很大程度上与一所名为”印度版麻省理工”的高校———印度理工学院IIF的培养模式的有关。硅谷的20万的印度裔高科技移民多数毕业于此。2010年12月出版的《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桑迪亚·德布著、黄永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对如何用较小的成本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看过印度电影《三个傻子》的观众都不会忘记电影中虚构的”皇家理工学院”，其实，印度理工学院就是他的原型。在印度乃至全球，印度理工学院都能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神话。在一个文盲还占多数的国家，居然有一所能媲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校，简直不可思议。2006年《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上，印度理工学院名列前50名，工科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麻省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美国《商业周刊》说得更直白，他们直接把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誉为”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美国《新闻60分》节目曾经评价说：”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加起来在美国的地位。”在1990年代，硅谷中处于创业期的公司大约有10％是由IIT毕业生创办的；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500强企业里，几乎所有世界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中都有IIT的校友。而IBM、惠普、甲骨文、微软、思科等著名企业更在该校设有专门办事处，以便最快速地招揽优秀人才。
《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一书作者系印度著名专栏作家，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校区，曾任印度最成功的杂志Outlook的编辑、印度新锐新闻周刊Open主编。作者花费了14个月的时间，访遍全球成功的印度理工学院的成功校友，为我们展示了印度理工毕业生各个精彩的侧面。本书作者试图解释：这所在20世纪50年代才建立的学校，如何快速成为一个光芒耀眼的传奇品牌？在本书调研过程中，许多在印度和在美国的印度理工人都坦率地承认：”若不是我曾有过在印度理工求学的经历，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正如作者所言：”我要说的是印度理工学院不仅仅赋予你世界级的理工背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给予你一种美妙而多样化的通识教育，这种教育让印度理工人为今后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做好了准备。”
书中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就是，印度理工获得如此成就既不是先进的课程安排，也不是国外教学援助，而是其自身的组织结构。1956年，印度国会就通过《理工学院法案》，它使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权，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官僚体系的干涉。印度理工人能够完全自主的选择教学大纲和方式。用一句印度政府官员的话说就是：”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来，然后就撒手不管了。而那些政府撒手的领域，基本上都做得很出色。”这实际上与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有异曲同工之处。
该书也披露了一些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印度理工学院难考，在世界是出了名的。但更可敬、可怕之处在于，它的录取从来就是六亲不认，根本不存在通融之道，一切凭成绩。上至总理的儿子，下至校长的女儿，不论是谁，想进该校，考试成绩一定要排在申请人的前2％，至于面试，更要走公正透明的渠道。被誉为”印度的比尔·盖茨”的Murthy，他创立了印度的软件巨头Infosys（世界500强之一）。Murthy的儿子想报考IIT的计算机专业，却被无情地拒绝，结果被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录取。
不可否认，印度理工的存在也无法改变印度一些社会痼疾，但他毕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印度的看法，并获得了尊重。当我们去年新创立的新锐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还在争论是否”去行政化”纠结时，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国家50多年前就在举全国之力，推动世界一流理工大学，不动声色培养了数十万名与国际接轨的精英，为印度成为软件强国奠定了基础，值得我们深思和镜鉴。（陈岚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