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王”王岐山已经将近两个月没有在媒体上现身了，他上一次单独“出镜”还是11月2日在北京会见基辛格，此后只是在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露过脸。而根据以往的经验，王岐山“持续隐身”的阶段就是有大老虎要落马的节奏。“北京首虎”吕锡文、“上海首虎”艾宝俊、原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11月都印证了这个规律。
“阎王”目前依旧隐身，落马名单上也多了周波、张剑飞等人。就在人们都在猜测谁会是下一只大老虎，而且普遍把眼光盯在金融领域的时候，深谙用兵之道的中纪委将宝剑挥向了电信行业。12月27日下午5时，中纪委网站发布公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联通”）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事情在26日晚上就已经起了端倪。中国电信原定在12月28日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可到了26日晚上，即将赴京参会的省级高管纷纷接到会议延期通知。随后，一张疑似常小兵办公室被贴上封条的照片出现在微博上，其被双规的消息随即流传，并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得到了证实。
常小兵就此成为第一位倒在任上的运营商一把手。大多数媒体都认为，中纪委的表述中罕见的将原职务放在前面，说明常小兵的问题出在中国联通任职期间。新华社旗下的一家财经媒体称，常小兵被调查，排在前面的案由，一是他在香港、北京的两处房产，二是其亲戚在广东的关联公司从联通获利。
常小兵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常小兵和马云走在一起有说有笑，还十分风趣地说，如今马云风头很盛，我们应该避开，给媒体让点位置。而现在，常小兵成了绝对主角，只不过是“黑色系”的。
常小兵的落马在2015年末又掀起一阵舆论风暴
落马是怎样酿成的
细究起来，常小兵落马的征兆可以追溯到一年前，那时他的身份还是中国联通董事长。2014年11月27日至12月27日，中央第八巡视组对中国联通进行巡视，联通潜在的问题被规模性发掘。有联通人士戏称，巡视组入驻后，“举报信塞爆了举报箱”。巡视期间，联通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张智江，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原总经理宗新华即告落马。张、宗二人都是常小兵一手提拔的干将。
2015年1月，常小兵在中国联通2015年工作会议上首次表态，称执纪问责要“动真碰硬，形成高压态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对张智江、宗新华身上的问题“感到痛心”。
2月5日，中央巡视组向中国联通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意见，指出联通存在诸多问题：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纵容支持亲属、老乡或其他关系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承揽项目或开办关联企业谋利；干部带病提拔、选人用人不公；投资建设、物资采购领域违规问题严重。在大陆官媒播发的报道中，画面上的常小兵“面色凝重”。
巡视组撤离后，中国联通内部“问责”名单随即曝光，多达22人因“违规违纪”与“失职渎职”问题被内部通报。这里面上有党委书记、下有基层员工，所涉问题涵盖公务用车、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等多方面内容。但当时就有媒体发问：问责名单上的人员都是“关键岗位人员”，是“具体干事的”，领导责任谁来负？还有观察人士断言，“看着吧，联通这事儿没完”。
让常小兵“面色凝重”的还不止于此。就在1月份，大陆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得到了一份实名举报信，举报常小兵在处置资产的问题上“致使八亿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国有资产流失”，还伙同两家私企“逃税三亿两千万元”。举报人后来表示，这个举报是经过与行业业内人士深入沟通取证而来，但当时举报之后也没收到有关部门任何反馈，逐渐不了了之。
时间来到8月24日，中组部宣布一系列人事调整，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与中国电信董事长王晓初职务对调。当时有陆媒报道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王晓初在中国电信总部大楼挥泪告别，而前往电信大楼任职的常小兵则明显要淡定许多。有评论者认为，常小兵曾在2000年至2004年在中国电信任副总，这次调动是“回归”；也有人猜测，对调换岗或意在“调虎离山”，以便对其中人员深入调查。如今看来，后一种说法一语成谶。
有媒体追溯，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成立信息产业部，首任部长吴基传大胆提拔了一批地市级少壮派高管，这批名单包括常小兵，以及原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原信息产业部总工程师苏金生等。张、苏二人已在2011年被查处并判刑，常小兵让这批人中的“落马者”增加到三人。
而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是，常小兵的落马会不会掀起中国电信领域的一场反腐风暴。有媒体引援中国联通人士的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未来“可能有更多联通高管落马”。在百度上，“常小兵、后台”已经成为热搜词。12月28日，有消息称又有三名联通高管失联，但截止多维新闻发稿前，这一消息未能得到证实。
分裂的描述
中纪委展开“打虎行动”以来，每每有高官落马，网络上都会掀起一阵舆论狂欢，这一次集中体现在不同媒体对常小兵个人的素描上。有媒体这样说：“在内部人士看来，常小兵是一个威严，不苟言笑的人。”但另一些媒体的说法是：“熟悉常小兵的人都知道，他思维活跃、谈吐幽默，更重要的是有一说一，让人对他的坦率和务实印象深刻。”
在工作上，有媒体把常小兵说成是“低调的改革派”，把中国联通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从当年大陆盈利能力最差的运营商一跃成为能对“老大”中国移动产生威胁的强劲对手。但也有媒体表示“常小兵在管理上较为薄弱”，在用人上“很看重下属对他的忠诚度”，甚至有“军阀作风”。还有内部人士爆料称，因为常小兵曾经长期在江苏任职，因此“江苏帮”在联通内部颇受重视。
不过，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舆论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掌门人很少被归类企业家，他们更像企业政治家或官员”。
拥有这种身份的人很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自己“没事找事”的时候。3月全国两会期间，常小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现在薪水为税后每月8,000元人民币。此语激怒了众多网友：“我每月给你1万元，董事长让我来当吧！”当时有知情人士驳斥常小兵“偷换概念，避重就轻”，称8,000元只是“基本工资”，国企高管还有“绩效工资”和“考核薪酬”。根据中国联通2014年财报披露，常小兵当年的薪酬为人民币107.5万元，这还没算上股票收益。2014年，常小兵两次减持联通港股，套现800多万港元（1元港币约合0.129美元）。常小兵曾就此对外界说，减持的绝大部分期权到2015年初即将到期，过期不行权，将自动作废。
在12月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常小兵还在中国电信的展台上，对前来视察的习近平进行讲解。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常小兵没事”，对此，《北京日报》旗下官方微信帐号“长安街知事”28日刊文回击这种“奇谈怪论”：“工作归工作，并不代表个人就是‘干净、忠诚、敢担当’的好干部”。
合并的契机？
在对常小兵个人的一片“消费”声中，也有声音关注到了更现实的问题：常小兵落马会不会影响到一直以来盛传的联通、电信的合并？这种说法倒并非生拉硬拽，因为常小兵与两家央企都联系紧密：他曾在中国电信担任副总四年，现在又在中国电信任上落马；更关键的是他“执掌中国联通11年”，“联通今天的成就和包袱都和常小兵分不开，整个联通都深深打上了常小兵的烙印”。
而两家合并的传言，虽然官方一再辟谣称是子虚乌有，但半年多来的一些列动作都像是奔着合并而去。先是两家互换掌门，之后宣布4G网络基站共享，近期还共同发布了《六模全网通终端白皮书》，要联合定制终端。这些似乎都在往合并的方向迈进。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移动在4G遥遥领先的局面无人可改，用户、基站等规模都超越了两家的总和，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重组并非不可能。
对此，有大陆媒体刊文表达了不同意见：“反腐是由中纪委操刀，电信联通是否合并则由国务院主导，所以两者其实是完全独立的两件事，彼此没有直接因果。”同时，多位行业资深人士都认为，电信联通会否合并，关键还是需要看“决策层是否有意推动”，常小兵案的影响“相对有限”。
但也有媒体指出了可能存在的情况：“如果高层有意促成电信联通合并，则常小兵出事后的管理真空，确实会为合并创造了一个最佳契机——前提是推动方在这个契机时间内，完成合并工作的准备倒计时。”“如果中国电信任命新的掌舵人，并完成新的班子调配，则至少在未来3~5年内，电信联通的合并可能性将大大降低。”
巧合的是，《人民日报》在12月28日发表了关于国企重组问题的文章，直接提到“如果联通、移动、电信三家如南北车那样合并，‘提速降费’是不是会随着垄断成为泡影”的担忧，并由专家发表了这样的观点：“国企整合要做到‘内外有别、统分结合’，如果主要业务面对国内市场，就不宜强强联合只剩一家，从而丧失竞争性。”
这几乎是对联通、电信的合并说“No”。
又见“江家”
相比于合并这种相对“高冷”的话题，一些素来以阴谋论见长的西方媒体则拿出了更吸引眼球的标题：“中共打虎逼近江绵恒”。
这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电信行业长期以来受江泽民家族控制”，“江绵恒凭借其父江泽民的权势，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建立起庞大电信王国”，其中就包括中国联通。常小兵在执掌中国联通之前，曾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与曾任信息产业部部长、“江泽民亲信”王旭东有不少交集。而提拔常小兵的首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也被这些西方媒体视为“江泽民的人”。报道还联系了此前“江泽民被软禁”的传闻，认为“常小兵落马显示对江泽民家族的调查已经逼近江绵恒”。
但显然，这些说法存在不少需要解释的地方：常小兵在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的位子上只待了两个月，2000年4月就去了中国电信当副总，而王旭东则是2003年才开始担任信息产业部部长。而吴基传是否属于“江派”，不同的观察者也有不同的意见。
法新社则有不同的视角，其在报道中指出中共营造的高压反腐态势，以及接二连三落马的国企高管，让其他高管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方针路线，这就减少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阻力，有利于经济发展”。言语中似乎在暗示常小兵的落马能对既得利益集团起到震慑作用。
这种说法确有实际意义，但问题是，如果国企改革的目标是“去垄断、去腐败风险、强化外部监督、回归公平正义”，那么法新社所说“不敢——减少阻力——越发不敢”就有陷入循环逻辑的嫌疑，毕竟反腐不能代替制度建设。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得到了大部分媒体的认同：常小兵应该是2015年的“收官大老虎”，毕竟离2016年元旦只有三天的时间了。可《人民日报》12月28日的一篇文章却说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因为“中纪委反腐历来是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止符的，打虎也从不循常规”，并举例说2013年的“收官大老虎”李崇喜就是在12月29日公布的，“距新年就差2天”。
不管这话里是不是藏有深意，都足够让人充满想象——特别是“阎王”的隐身状态仍然没有打破。何况就是跨年了又如何，别忘了，2015年的“年度首虎”，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被调查的消息就是2015年1月4日被中纪委披露的——那时元旦小长假才刚刚结束。
那么，2016年呢？
(流火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