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古代书院兴于唐末，鼎盛于宋，巩固于元明两朝。书院在泉州发展，尤其在“朱子过化”之后，呈现出逐渐鼎盛的态势，也哺育了一大批文化名家。历史上，泉州众多历史名家均出自书院。
安海石井书院安海石井书院 （吴寿民 摄）
小山丛竹遗址。(苏黎明 提供)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挂在开元寺的这副对联正是朱熹所撰，泉州历代名家辈出，与朱熹推动书院建设息息相关。进入南宋以后，由于理学发展的影响，也由于朱熹泉州讲学的直接推动，加上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尤其印刷业的进步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泉州的书院迅速兴盛起来，陆续创办了十一所书院，几乎遍及泉属各县，书院制度亦随之确立，并从此成为泉州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
日前，记者采访了泉州师范学院原院长陈笃彬、泉州师院图书馆馆长苏黎明、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戴冠青等专家学者，讲述朱熹与泉州书院的历史渊源。
朱子学说在泉州发扬光大
朱熹是宋代理学大家，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的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开启中国封建社会七百余年教育路径。朱熹字元晦，号晦庵，祖籍江西婺源，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生于尤溪，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卒于建阳县的考亭，年七十一岁。他的一生中除在江西、浙江、湖南、安徽任职四年多外，其余六十几年都在福建各地学习、著述、讲学、从政。因此，朱熹学说又被称为“闽学”，其学派被称为考亭学派。他一生“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四十日”(黄干《朱子行状》)，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始终不曾放弃教育活动。朱熹一生的教育活动中，创建书院及其讲学乃是最主要的内容。他积极倡办书院，亲自创办和兴复了多所书院，如创办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后来改为考亭书院的竹林精舍，兴复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朱熹与泉州的关系非同一般。泉州既是朱熹青年时代的初仕之地，又是他一生多次来过的地方。朱熹幼年时就曾随父亲朱松来过泉州安海镇，青年时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五年，即绍兴二十三年至绍兴二十七年(1153年—1157年)，五十四岁时重游泉州，六十一岁知漳州时又曾到泉州。在这个过程中，朱熹或因探亲，或因公务，或因访友，足迹遍及泉州郡治及泉属的同安、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县，讲学、办学，访禅问道，游览山川，对泉州人事、山川、风物的吟咏唱和诗达一百多首，留下的楹联和题刻不胜枚举。
朱熹在泉州积极办学和讲学活动，影响了一大批人，使朱子学说在泉州播下种子，使“闽学”在泉州有了深厚的基础。清人陈科捷曾说：“吾泉务实学，自欧阳四门以后，至宋为朱子过化之地，渊源所渐，浸与伊洛比盛。”(《陈紫峰先生文集·科捷序》)这里的欧阳四门即欧阳詹，朱子即朱熹。朱熹与泉州结下的不解之缘，使泉州出现了一大批朱子门人，其中较著名的有“紫阳始教之高第”许升、“有志于紫阳之学”的邱葵、“得紫阳道学之传”的吕大奎、“明敏有余少持重”的王力行等人。据《泉州府志》载，学有所成的朱子门人尚有南安人傅伯成、李亢宗、黄谦，晋江人林峦、杨履正、杨至，惠安人刘镜等。大批朱子门人活跃于泉州各地，积极传播朱子学说。自此而后，泉州理学大兴，儒林士子多出其门，所谓“自宋迄明，理学经济为本”，正反映出朱熹“过化”对泉州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从朱熹在泉州的整个活动看，从事与教育有关的活动乃是重要的内容。任职同安期间，朱熹在教育方面就已有所建树。他修建同安县学，在县学大成阁后建尊经阁，并于明伦堂之左建教思堂。他亲自讲学，经常与县学诸生往返，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并写了《同安县谕学者》一文。《泉州府志·名宦》说朱熹在同安任职“以教育为先……选秀民充弟子员，一时从学者众。”期间，他还多次到金门劝学采风，使当地逐渐形成向学之风。同安县至今还保存不少朱熹当年从事教育劝学活动的碑刻遗迹，如县博物馆所收朱熹手书的“青云路”石碑便是他劝学的历史写照。
这期间，朱熹又曾利用在府治等批书的机会，在府治的不二祠、资寿寺讲学。“不二祠”原为纪念唐欧阳詹而建。朱熹对泉州先贤欧阳詹推崇备至，在此种竹建亭，讲学其中，自题曰“小山丛竹”，并对此地进行踏勘，认为是清源山“龙首之脉”的“风水宝地”。晋江安海也是朱熹多次讲学的地方。绍兴初，朱熹的父亲朱松任石井镇(今安海镇)监税。朱熹任职同安时，屡次到安海寻访父亲遗迹旧事，“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谈，士因益勤于学。”(《安海志·学校》)由于朱熹“与安海耆老俊士论经说义”，“厥后集千圣之大成”，安海也因此有“闽学开宗”地之誉。泉州孔庙明伦堂旧有一楹联云：“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南安、安溪也是朱熹屡次讲学之地。朱熹曾多次到南安石井的杨林书院讲学，四方学士来访求教者络绎不绝。杨子山上还留下“活源”、“仙苑”等朱熹的题刻。朱熹还多次到南安邑治丰州的“九日山书院”，在此与南安名士傅自得、永春名士陈知柔一起讲学授徒，并与两人结为挚友，或共同探究经学奥秘，辨析注疏真伪，或游赏山川胜景，吟诗唱和。陈知柔死后，朱熹为其所写的祭文说两人曾“谈经论义，篇什间作，昼夜不休，相与追游莲花、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昼则联车，夜则对榻……公于诸经皆有论述，许以寄我相与考评，而今后不复遂此愿矣。”(《泉州府志·宋列传》)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此外，朱熹与南安人蔡和、杨景陆、黄谦、诸葛廷材、李亢宗等均有往来。
朱熹泉州倡学及其讲学活动，直接推动了南宋时期泉州书院的兴盛。朱熹为使理学成为一种能深入持久发展下去的学术思潮，在泉州亦积极倡办书院讲学，把这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新兴的理学思潮结合起来。南宋泉州相继创建的几所书院，几乎都与朱熹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是朱熹亲自创建的，如九日山书院和小山丛竹书院；或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如石井书院和杨林书院；或是为纪念朱熹而创建的，如文公书院。而且，朱熹设计的书院制度，对南宋泉州书院制度的建立，以及对南宋以后历代泉州书院制度，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私人书院应运而生
北宋王朝建立后，于庆历之后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极力振兴官学。但到南宋时期，从朝廷到地方政府都转而对书院采取支持的政策，官方的支持使私人讲学的书院应运而生，日益发达，几乎取代官学而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关。
官学的困顿是朱熹积极倡办书院的动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朱熹当时深感官学的衰落，科举腐败，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想以书院补救官学的不足，纠正科举的弊病。他在《学校贡举私议》中尖锐地批判了官学，指出官学已“为声利之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曾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云：“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人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于士，固当熟读沉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朱熹强烈反对“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风气，主张树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的学风。他极力倡办书院就是希望把书院办成确有“德行道艺之实”的教育机关，为封建社会造就合用的统治人才。
另一个动因是朱熹受到佛教禅林的刺激和影响，想以书院为基础发展儒学，宣扬理学。朱熹极力倡办书院亦是出于这一动机。他在庐山兴复白鹿洞书院，请皇帝为书院题额及赐书的奏折中说：“考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虽本郡已有郡学，足以养士，然此洞之兴，远自前代，累圣相传，眷顾光宠，德意深远，理不可废，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谈空说幻，未有庆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宫，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合郡以县，仅有三所，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朱文公文文集》卷二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政府只重佛老，关心寺庙，而尊儒不力，忽视书院的不满，委婉地提出了批评。朱熹不仅积极倡办书院，而且亲自在书院讲学，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古代书院制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朱熹在泉州的讲学和办学活动，不仅直接推动了南宋泉州书院的兴盛，而且对古代泉州书院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确立理学的历史地位
传统私学的繁荣总是因为它和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联系在一起，如先秦私学是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联系在一起的，汉代精舍又是与经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书院既然是私学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应该而且必然会与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更高层次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这样，它才会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蓬勃的生命力。
事实上，南宋时期这种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学术思潮已经形成，它就是理学。南宋泉州书院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理学的发展促成的。有了理学的发展，才促成了书院的发达。所谓理学，就是宋代一些儒家学者提倡的“义理之学”。他们反对汉唐以来的儒家只注重经学的训诂、笺注，而主张为学要能明心养性，讲明义理。他们认为仁、义、忠、信不离乎心，所以为学应以正心、诚意、修身为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因此，他们特别推崇《易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几部儒家经典。朱熹专门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经作注，合称《四书集注》，是南宋时期书院的主要教材，南宋以后又逐渐成为各级学校及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
学术总是和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思潮的兴起、发展、深入，都和某种教育组织、教育活动联系在一起。理学作为一种倡导复兴儒家伦理主义文化价值的学术思潮，尤其是这样。因为教育既是这种学术思潮得以广泛传播的外在要求，又是其学术思想内容重道德教化的内在要求。南宋儒家学者分为不同学派，但他们都以传孔子之道自命，以维护道统为己任，所以理学又称为道学。南宋理学分为三大学派，即朱熹学派、吕祖谦学派、陆九渊学派，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他们都积极创办作为私学的书院，积极进行讲学活动，如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陆九渊在应天山精舍和象山书院讲学；吕祖谦在丽泽书院主讲。从教育宗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来看，作为私学的书院都明显优于地方官学。官学是奉朝廷的诏令而建的，故而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组织管理等几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到封建政府行政上的制约。而作为私学的书院，在教育宗旨上，可以按照自己的人才理想去塑造受教育者；在教育内容上，可以不受诏旨的限制而传习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取自由对话、问难论辩等多种教学形式。因此，他们都以书院为阵地来宣传其学术思想，实现其教育目标，由此推动了书院的发展。就南宋泉州书院的兴盛而言，则朱熹理学的影响最大且最为直接。来源：泉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