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华联社3月9日报道】日前加州因为冠状病毒疫情严重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也签署了83亿美元的应对疫情的紧急拨款。因为处于紧急状态，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为防疫、抗疫开始投入。邓洪律师表示，宣布紧急状态不只是政府层面的事，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在容易发生法律诉讼，他希望商家和民众对此应该有所了解。
邓洪表示，因为紧急状态各级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这会影响到民众，比如飞机停飞、游轮疫情，订好的机票、船票能否退以及一些合约无法履行如何处理等。因为存在着包括天灾人祸等不可抗力，那么紧急状态可能会成为一个毁约或者无法执行合约的理由，这就会产生法律诉讼的问题。
邓洪列举到，大家知道洛杉矶机场的卫生检疫人员被感染,因为担心感染，机场的飞机清理人员已经拒绝上飞机打扫卫生，清洁工人拒绝上飞机的理由是，航空公司并没有为他们做好防范措施，这导致一些航空公司的航班无法开航 ，这就牵涉到了劳工法的问题。
邓洪说，可能出现的情况当然不会只是劳工法的问题，可能会更为复杂，涉及到多方面的法律诉讼。他认为，商家和民众要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问题引起重视。
第一类案件涉及到刑事方面。邓洪说，联邦法规定，联邦政府有权力宣布进行隔离政策。如果联邦政府发布隔离令有任何人违反，最多可以判罚一年的牢刑 。CDC是联邦机构有权签发隔离令，CDC签发的往往是对从国外返回的美国人进行隔离，但这些美国人进入美国后，真正实施隔离令的是地方政府。加州已经启动紧急状态，地方可以采取隔离措施，如果不遵守，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的是隔离令的实施。社区隔离，就是只能在本社区内的家中呆着，不能到其他社区，否则就违法。根据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可能采取宵禁，如果违反宵禁令，也会承担刑事责任 。为了保证社会遵守隔离令、宵禁令及地方能够实施，州和地方会在刑事责任方面采取强制的措施。
邓洪表示，民众需要注意的是， 通常执法人员都是警察，但是在疫情紧急状态下，执法人员就成了卫生部门的官员。平时，卫生部门的执法是检查卫生、吊销执照，但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违反隔离令，他们可以要求警察将其逮捕，这一个是刑事程序。那么在辩护方面就集中在是否有权签发隔离令或者是否有必要签发隔离令。不过，只要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隔离措施防止疫情传染，就有权发布隔离令。
第二类案件是争议性较大的禁止令。邓洪表示，这方面的第一个例子已经在橙县的卡斯塔曼萨发生。从日本撤回的美国侨民中已经有人感染冠状病毒，需要进一步强制性隔离。联邦政府选择了位于卡斯塔曼萨的一个空置的原来给残障人培训的设施。该市政府知道后，认为这样做对该市居民产生风险，因此向联邦法院提交禁止令，禁止这个设施改建为隔离中心，联邦法官同意了该市的请求，联邦政府随后撤销在该市设立隔离中心的决定。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会出现更多的地方政府挑战联邦政府和CDC指示的情况。
邓洪认为，也会出现民众挑战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情况。比如，如果政府把隔离中心设立在离居民住宅很近的地方，会遭到居民的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可能是质问是否为当地居民做好防范措施，这会得到法官的认同，因此相关部门会阻止隔离中心出现在居民区。
第三类案件是民事诉讼。邓洪表示，加州律师有30万；而中国律师总数只有40万，美国庞大的律师队伍为民事诉讼提供了便利条件。
民事诉讼的第一类案件是政府失职。邓洪说，比如社区发现冠状病毒的病例已经有2、3周，但CDC未能马上采取必要措施、地方政府并没有采取警告措施以及政府没有尽早宣布隔离令，导致自己或是亲属被感染。他认为，在这个方面会有一大堆官司出来，还有就是政府采取社区隔离、强制性隔离时没有做好保护民众的措施，导致民众感染病毒，这也是政府的失职行为。
民事诉讼的第二类案件是政府的疏忽责任。邓洪举例说，比如社区隔离，因为管理不善或是疏忽，导致没有感染病毒的人在社区隔离期间被感染，这是政府的疏忽造成的；另外是强制性隔离，在隔离期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导致死亡，这也与疏忽有关。这两个方面都会引发很多官司，因为政府已经承担起责任，却没有尽到责任。这如同有人被抓进监狱，却在监狱中被人打死，政府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
民事诉讼的第三类案件是医生误诊。邓洪说，很多患者会对医生说，如果你早点和我讲，我会做自我隔离或是自我保护，医生之所以没有告知患者，是因为医生没有做出正确诊断。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疫情初期也是束手无策的，所有的医生甚至是公共卫生部门都不能自己做病毒检测，做测试都要有送到CDC。因此，如果是在疫情初期发生误诊的情况，一些医生很可能是无辜的。
民事诉讼的第四类案件是医疗机构违反病患隐私法案，侵犯了病人的隐私。邓洪解释说，很多民众都想知道一些因冠状病毒死去的人是什么族裔、去过什么地方。前不久凯撒医疗集团宣布确诊了一位病患，而凯撒医疗集团在南加州拥有10几家医院，究竟是在哪家医院确诊的患者，该医疗集团没有说明。
邓洪表示，根据加州法律，在加州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医疗机构是可以把病患的资料传给另一家医疗机构或者是政府的卫生局，但标准是不能传递全部资料，传递资料必须经过病患的同意。显然，病患隐私法无助于遏制疫情的传播，也不利于民众对于疫情的防范；反之，如果将病患的资料透露给媒体或是公共卫生部门，可能导致病患告医院、告政府的诉讼。
民事诉讼的第五类案件是“吹口哨”。近一个月来，我们CDC或是卫生部门不允许员工透露内部真实情况的消息，但是CDC的员工会出现“吹口哨”的情况。比如，“我和你说过疫情会向着某个方向发展，但是主管不让我们说，说出去会惩罚我们。”在这个方面会引发民诉讼。
民事诉讼的第六类案件是民权问题，这类案件有时与“吹口哨”案件关联。邓说，比如社区隔离、强制性隔离，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我们知道，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宣布了几项禁令，其中包括限制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民众来到美国。禁令被告后法院做出这样的裁决，总统虽然有权签署禁止某些国家民众进入美国的行政令，但禁止的理由不是因为宗教原因和种族原因。因此，地方政府的隔离令是否针对某一特定种族？也会引发民事官司的。
邓洪还表示，如果公司主管因为你是从中国来的而区别对待、甚至是开除，都是种族歧视的行为，可以引起民事案件。
民事诉讼的第七类案件是劳工纠纷。邓洪表示，员工在餐馆打工，老板没有提供必要的防范措施，员工被客人感染，这就产生了雇主没有给员工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问题，这属于劳工保险范畴内的问题，将来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劳工保险的案子。
邓洪介绍说，劳工纠纷的另外一种情况是，老板让我上班，我担心被病毒感染，我不去上班，老板是否会因为这个理由把我开除？我能否利用病假不上班，躲过这个疫情，疫情过后我再去上班？这都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劳工纠纷问题。
民事诉讼的第八类案件就是违约、毁约。邓洪说，这也会在将来大量发生。像原来签订的供货合同，疫情发生后货不能按时到货或者根本就无货可供；旅行社定好航班，但因为疫情航班拖延甚至取消，怎么办？能否退钱、如何退钱？这些都属于违约、毁约，将来会引发很多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