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村官为什么这么任性?

华商报记者获悉,日前,被媒体称为”西安最牛村支书”的未央区徐家湾街办北辰村党支部书记葛七宝,经西安市未央区纪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其违法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据报道,未央区纪检监察机关,针对区内”百村城改”计划实施中,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易发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目前,共受理涉及农村基层干部信访举报139件,立案44件,查处44人,5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被开除党籍。

单从已公布的集中整治的数字来看,”苍蝇”不可谓不多。这让人想起了,此前中央巡视组曾在反馈中出现过”小官巨腐”这样一个颇为显眼的新提法,特别是”都市村官”贪腐问题被正式摆上了桌面。当村官能够在声势浩大的”打虎拍蝇”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不能不说,此类苍蝇,数量之多,危害之大,显然,”苍蝇”亟待拾掇。

当人们还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挂在嘴边,可村官们的腐败程度早已达到或赶超着”干部”。是的,再小的官,他也是官,小官腐败起来一点也不亚于”大官”了,”都市村官”的任性似乎到了野蛮的程度。由于村官离群众最近,离监督太远,法治意识淡漠,所以,一旦任性起来,他们就直接伤害近在对面的群众,既为腐败,势必存在着监督失位的腐败共同逻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历史地看待”都市村官”,他们的”任性”并非天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也只有进入历史,才能探索任性的基因所在,找准病根。

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把我国村干部代际变化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初期及以前,这一阶段的村干部大多”红”且”权威”,这一时期遴选村干部最看重个人品德;1980年代末特别是1992年之后,这一时期的村干部大多看重的是经济,用的是”富人”;而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大多是”强人式干部”,这一时期”重势力、用强人”。

显然,每一个阶段的村干部特点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换句话说,今天的村官,往往都是这些”强人式干部”,正如有学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认为”强人式干部”治村,不仅是基层政府的需要,也是农民的需要。尤其是,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利益的蛋糕不断变大,牵涉农村土地征收及工程建设等等,”强人式干部”才能完成对上对下的双重任务,老好人式干部显然难以胜任。

问题恰恰就在于,权力约束不够,强人就时不时展露出”强权”一面——谁掌控了村委会权力,谁就控制了利益分配。诚然,我们有法定的罢免程序,但基于风险和成本的考量,农民不到万不得已,不足以也不敢轻易挑战”强权”,如此情况下,治理村官,最可行的路径便是,只有等待上级部门的强力介入。现实中,村官的腐败程度,大都与上级介入的早晚和力度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村官问题,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在普遍由强人充任村官的时代,或者说,选任的大部分都是”强人式干部”,要让强人克制”强权”,势必要求上级监督容不得丝毫打盹。一方面,要对强人实施”盯人式防守”,及时发现问题,莫等问题恶化,另一方面,监督和帮助村民落实村民自治,逐步建立起健康的、科学的农村治理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