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监管干部在”八小时外”的表现，南京将对其建立”特别监督档案”。南京市委2月2日公布了《关于防止干部选拔任用中”重能轻德”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在5天内向组织书面报告。（2月3日《扬子晚报》）
领导干部如果婚变、子女配偶移居国外，必须5天内向组织报告，这般做法，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其善意初衷不言而喻，便是要更好地规范与约束官员们的行径，以便规避不必要的道德风险，如领导干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搞小圈子文化等。若领导干部报告了，组织上最起码有一定了解，便也能更好地将这些问题进行规避。目的是为了规避这些问题，便也道出了这般规定的最终指向——为了反腐。
事实上，”婚变报告”并非新规，而是常识重申。以南京为例，早在2005年，其便出台了《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其中便首次明确规定，”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作书面报告，报告要说清婚姻变化的基本理由、基本情况。”此后，2007年的北京，2008年的长沙，均出台过类似规定。由此可见，领导干部”婚变报告”并非侵害官员隐私的一种写照，只不过是监管链条不断深入的一种必然结果。
客观来说，作为公职人员，领导干部的确应让渡一部分私权，这其中，便包括婚变这样的私事。毕竟，倘若领导干部婚变了却不报告，其重用妻子家人，在监管上的确存在很大的难度。而除此之外，值得公众担忧的还有：这样的”婚变报告”，说到底只是一种单向的反腐规定，对领导干部而言，抽检4%的做法，很难激发他们的”报告动力”，再加上谁来监管谁来核实的现实，”婚变报告”式新规，很可能只是观赏性规定。
事实上，类似的反腐新规之前也有不少，如网络游戏反腐；如聘请党政领导一把手的妻子担任生活和社交圈的监督信息员；再如廉政开机语等等。可以说，这些反腐规定，从形式上来讲，都有一定的创新。但是，这些规定的现实执行效果，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美好：一些规定重申多次，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一些规定从颁布开始，便只是纸面上的美好。这样的现实尴尬，也足以证明一点，反腐仍需要抓住核心问题。
这便是说，对于反腐而言，的确不需要过多的花拳绣腿，只需要扎扎实实的财产申报与严厉的问责机制即可。客观来说，财产申报与问责机制，我们并不缺失，如今要做的，也只是执行到位罢了。”婚变报告反腐”如何中看又中用？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即只要一切回归到制度本身，严格执行当下的相关规定即可。毕竟，与出台什么样的规定相比，公众更关注相关部门执行了多少。（杨燕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