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民主”这两个字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批评民主很容易与“支持独裁”划上等号，在此借鉴一下外国学者Allan Bloom在1987年的著作《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的精髓——民主政体并不是一切，它需要健全的文化素养与之配合。
近年外国媒体也不乏对民主的反思，光近两年就有《纽约时报》的“当世界不再相信西方价值观”以及“民主制度过时了吗？”，《华盛顿邮报》的评论“美国民主步向灭亡吗”（Is American democracy headed to extinction），《经济学人》的专栏“民主出了什么事”（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等反思文，很可惜在台湾，主流媒体往往停留在“独裁与民主”这种二元争论上，中国大陆崛起，西方价值观受到一定挑战，台湾首当其冲，“捍卫民主(自由)”的声音越来越大。
近年台湾社会常出现的争论是，是台式民主还是台式民粹？人民中“较主流”的言论往往是，会这样“民粹”正是民主的展现，有票投就是民主自由，难不成回到过去独裁？
先来看一下近年美国媒体及学者对“西方民主”的反思，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被民众视为“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或称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还有丹麦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在大多数重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率都在上升，原因归根结底是：第一，贫富差距上升；第二，公民平均收入增长长期停滞不前，已经导致他们的观念发生一定转变。
政治学者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佩奇（Benjamin I. Page）2015年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过去30年哪些群体最为成功地左右了美国政策的制定。结果显示，经济精英阶层和狭隘利益集团在这方面影响非常大，而普通公众和群众基础广泛的利益集团的观念则几乎无影响力可言。
正因不少美国人民对此深有感受，因此，当当被问及国家治理的民主程度有多高时，现时有三分一的美国人倾向给予极端的分数“完全不民主”，因为美国基层人民对政策影响力微乎其微，所谓民主大国并非由多数人民主宰的社会。
《纽约时报》曾分析，中国大陆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崛起，的确带给以西方价值观为导向的国家对“民主”产生分歧，对“非民主”政体的包容性也渐渐开放，套句政治学者Ivan Krastev的话，“无论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方塑造的——但谁是启蒙运动的嫡子，谁又是野种？”
因此许多推动全球化的新兴国家，如巴西，对民主和法治抱有兴趣，但对他们眼中对虚伪掩饰的“西方说教”则不以为然；而中国大陆，也与这些新兴国家乃至俄罗斯类似，正在抵制西方“希望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重塑世界”这种西方霸权思维。
“在现时经济放缓的阶段，富人牺牲了在经济萧条下的普罗大众，以换取自己财富的快速增长，如果我们想令普罗大众仍旧坚信民主，就需要将更大一部分经济产出用在他们身上”，这是《纽约时报》专栏作者的一段反思。
从西方回看身为“民主新鲜人”的台湾，被部分大陆知识分子讽刺地冠上“华人民主最佳典范”，目前台湾内部的最大共识和西方社会一样，纵使近日的民意数据可能令人担忧，纵使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上扬，大部分人仍然支持民主，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的评论——民主弊病的解决方式，是进一步改革民主，如遏止“企业说客”、改善基层人民生活……而这些改变，有赖人民能不能警醒，透过选举择出适合的领导人。
批判现有制度、反思民主，不是“不然回到独裁”或是“共产国家也有问题，凭什么如何如何”，对立思维无益于解决问题，遗憾的是这样的声音在台湾往往盖过理性反思。
纽约时报“民主制度过时了吗”一文最后的反思是，“没有历史先例能告诉我们，当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几年、甚至几十年间维持不变时，一个已经确立根基的民主国家会发生什么……如果因为假定民主不会垮台而放弃深刻的改革，那就会让民主政府本身面临根基不稳的危险。”
正因为如此，一个民主社会的政治人物、媒体、人民，都须反思，不可忽视“民主需要的改革”。
但在台湾，是否已经失却它应有的反思能力，对追求的东西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是否已经“政治正确”到难以容忍批评，道德绑架，高喊民主，但却容不下“民主”？
(林犀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