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曼谷廊曼机场戴着口罩的机组人员。 RUNGROJ YONGRIT/EPA, VIA SHUTTERSTOCK
最近的新冠病毒疫情，让人们前所未有地竞相争抢口罩。“在个人防护用品市场，世界正面临严重混乱，”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上周警告，“目前的需求量高于平常100倍，而价格高于平常20倍。”尽管单独而言，口罩并未被证实是抵御新冠病毒的有效防护措施（医学专家似乎认为洗手相对而言更为重要）。
然而，我们不应将疯狂购买口罩的行为视作非理性的疫慌信号。将佩戴口罩放入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去考察，你就会明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意义远大于简单的个人感染防护。口罩是现代医学的标志，也是人们相互给予信心的方式，帮助社会在疫期保持运转。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防疫口罩，是一个世纪前在中国诞生的。当时，中国首次尝试以生物医学手段控制一次瘟疫。1910年秋天，一场鼠疫肆掠中华帝国东北诸省（当时称为满洲），中国统治者打破了与西方医学的长期对立：他们任命年轻有为的华人医生伍连德——一位来自英属马来亚的剑桥毕业生——为防疫总医官。鼠疫要遭遇劲敌了。
到达疫区不久，伍连德就宣布鼠疫并非如之前所认为的由老鼠传播，而是通过空气传播。这一骇人的断言，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伍连德进而对当时的外科手术口罩——由纱布缝装棉絮制成——进行了改造，将其改成了易于佩戴的防护用品，并命令中国的医生、护士和卫生人员佩戴。他还确保病人与其直接接触者也佩戴口罩，同时还分配了一些给公众。
疫区的日本和欧洲同事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随着一位有威望的法国医生身亡，棉纱口罩迅即被采用。这位法国医生即便在检查病人时也拒绝遮护。一些佩戴者还从寺庙求来封印，盖在上面——口罩已经不仅仅是一件医疗用品，还是一张护身符。
这场导致肺炎的鼠疫杀死了每一个感染者，有时在发病后的24小时内。到1911年疫情减弱时，约计6万人死亡。但人们认为，如果没有伍连德的口罩，灾难会更为惨重。
口罩不仅仅是一件有效的防护品：它也是极佳的公关工具，表明中国是一个现代的、科学的国家。伍连德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确保抗疫工作被仔细地拍摄下来，他将伍氏口罩变成了中国开创性地引领西方医学的标志。
这些照片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1911年1月至3月期间，世界各地的报纸刊载了伍连德口罩的诸多照片，这些口罩看起来与我们今天熟知的纸口罩相去无异。价格便宜，既易于生产又易于佩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效，伍氏口罩取得了胜利。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时，口罩也自然得到采用。
在西方，口罩的使用在“二战”后逐渐淡去。但在中国，口罩依然被视作现代医学的标志，并继续在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作用。朝鲜战争期间，在毛泽东宣称美国以生物武器攻击这个共产主义新政权时，口罩也得到使用。20世纪末以来，在后毛时代的中国与后殖民时代的香港，口罩还被用来抵御空气污染。
口罩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被大规模地作为个人抗病毒防护品来使用，则是由2002至2003年的SARS疫情所引发的：据报，在SARS期间，超过90%的香港民众佩戴口罩。一如1911年——但是以21世纪的规模，口罩掩面的人群照片在全球变成了SARS的符号。
有时在西方，有意无意地，亚洲人佩戴口罩的形象被用作他者性的象征。但在东亚地区，戴口罩的行为是在疫情中传达团结的一种姿态——在这个时候，社会群体容易被恐惧所分化，在健康者和患者之间形成屏障。
关于SARS疫情的多个研究显示，佩戴口罩在危难面前创造了亲密与信任。社会学家彼得·贝尔(Peter Baehr)关于SARS的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今天：“口罩文化”促生了一种休戚与共、同担共责的感觉。它将面临共同威胁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并有助于弱化疫情的次生危险：失序，也就是社会规范的崩塌。由口罩衍生的幽默，一种SARS时代的产物，现在又回到了中国社交媒体。戴口罩成了一种社交仪式。
不仅仅从生物事件的角度，而同时以社会历程的视角去理解，对于成功遏制疫病至关重要。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戴口罩不仅仅是预防疾病。也是为了表明，在传染病的殃祸下，他们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CHRISTOS LYNTER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