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华联社6月9日洛杉矶报道】随著反亚裔仇恨事件的增加，执法部门的角色和作用格外引人关注。圣盖博谷论坛报在6月9日刊载了一篇报道，介绍了社区的一些看法，全文如下：
去年Khinn Ung在洛杉矶附近慢跑时遭到种族主义者的口头攻击，是在疫情即将蔓延之际，这让她感到恐惧和困惑，并促使她做出一个简单的誓言：不要一个人出去。
“你是武汉人吗？你是中国武汉人吗？亚裔美国人Ung回忆说，在2020年2月的唐人街事件中，一名男子追着她大喊大叫。幸运的是，一个旁观者介入，把罪犯吓跑了。
自从1980年在她小的时候从柬埔寨移民到美国后，Khinn Ung就一直生活在美国，无缘无故的言语攻击让她心烦意乱。但她不会孤独：随着COVID-19逐渐恶化为百年一遇的公共卫生危机，也引发了针对南加州和其他地方亚裔的身体和语言攻击的惊人洪流。
随着类似Khinn Ung经历的事件的袭击不断加剧——每一次都是独一无二的，但都植根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南加州许多社区的亚裔美国人越来越不得不为如何让他们感到安全而纠结。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求助于当地执法部门。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另一些根源于历史，并非所有亚裔美国人都接受这种反应。
去年夏天，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许多亚裔开始重新思考执法部门在打击针对他们社区的攻击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反对警察暴力和警察系统内的种族主义。一些亚裔美国人认识到警察有时会对美国黑人造成伤害，并面对执法部门对自己的创伤，于是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保护问题：我们能否真正依靠警察来保障我们的安全？
亲执法的倾向
亚特兰大在3月16日发生枪击案，一名持枪歹徒杀害了8名按摩员工，其中包括6名亚裔女性，此后，一些居住在南加州的亚裔美国人担心自己的安全，开始求助当地执法部门。
在商业协会寻求加强执法力度后，洛杉矶警察局加强了在唐人街和韩国城等亚裔社区的巡逻。洛市警察局长米歇尔·摩尔也走在唐人街上，与店主握手；洛市警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附有照片的消息：“我们在这里等你，我们在一起。”
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抗议者聚集在洛杉矶市政厅参加“制止亚洲仇恨”全国集会
同一个月，一些住在哈岗和罗兰高地的亚裔美告诉洛杉矶县县政委员Katherine Hahn的办公室，他们觉得在公共场所不安全，县政委员会要求洛县警局研究费用以及在何处放置先进的车牌读取器，即扫描和收集车辆车牌数据以协助刑事调查的监控装置，沿着Colima路安装，这条大道穿过圣盖博谷的大片区域，是亚裔居民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Hahn写道：“这些居民关心的是洛县托管地区的公共安全，他们不仅希望安全，而且希望感到安全。”。她在动议中要求对4月6日一致通过的监控计划进行进一步研究
南加州各地的检察官也承诺将更积极地起诉仇恨犯罪。例如，在橙县，地方检察官Todd Spitzer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仇恨犯罪案件的律师小组。
沙加缅度的立法者也提出了法案，将对被判犯有仇恨罪的个人加重处罚。几周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加快司法部对仇恨犯罪的审查，并向地方执法机构提供联邦拨款，以支持他们对仇恨犯罪的调查。
但并不是所有的亚裔美国人都热衷于求助于执法部门寻求安全。
呼吁团结一致
在4月份的会议上，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洛杉矶司法的负责人Connie Chung-Joe反对洛县县政委员会上午执法监控动议。她列举了亚裔人社区对治安的担忧，以及加强治安可能对其他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和拉丁裔造成的伤害。
2020年，全国各地的黑人活动人士强调了当地发生的警察杀人案件，揭露了过度治安和大规模监禁对许多社区的影响，抗议者要求进行改革，从废除警察部门到警察改革。
Chung-Joe表示，亚裔和政府官员不能抛开黑人生活等运动取得的进展。
Chung-Joe说：“亚裔的安全需要平衡，但与此同时，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以牺牲其他有色人种为代价。”。
虽然Chung-Joe摄像头可能在事件发生时起到记录作用，但她表示，摄像头不会为在这些事件中受到骚扰的亚裔提供保护。Chung-Joe提到了在纽约市发生的一起袭击事件，当时监控摄像头和附近的保安人员未能阻止一名男子对一名65岁的菲律宾裔妇女进行残忍的袭击和大声的种族歧视辱骂。
华埠社区促进公平发展组织（Chinatown Community for Equivaly Development）的组织者Janis Yue说：“监控可以给人们带来一种即时感，但不会改变造成暴力的潜在条件。他的组织也反对委员会的动议，而这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最终进一步伤害社区的黑人和有色成员。”
警察周围的创伤和恐惧
她在2020年遭受言语攻击后，由于恐惧和警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她提供的感觉，她不想向警方报案。她说：“每次见到警察，我都很害怕。在红色高棉政权的种族灭绝期间逃离柬埔寨，Ung亲眼目睹了国家批准的暴力是多么可怕。
Ung还是她位于Everett街公寓的租户工会领袖，她和其他租户，主要是工人阶级家庭，正在与一个想驱逐他们的房东斗争。对她和其他工人阶级租户来说，他们把警察视为富人和他们拥有的财产的保护者。
“警察为我做了什么？”她说我不认为他们为我做了什么，“法律不站在我们这边。”
Chung-Joe还提到了无证或其家庭有混合移民身份的亚裔。Chung-Joe表示，加州居住着46万多亚裔无证移民。对他们来说，看到执法人员可能会带来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担忧。
对许多阿拉伯人、南亚人和穆斯林美国人来说，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对他们社区的监视增加，带来了自己的恐怖。
总部设在安纳罕的美国伊斯兰关系洛杉矶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 Relations Los Anaheim）的首席民权律师阿姆尔·沙巴伊克（Amr Shabaik）表示，过去20年来，联邦政府一直在监视、描绘和跟踪美国各地的穆斯林社区，该委员会为受到歧视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
他的组织目前正在与尔湾伊斯兰中心的成员合作，那里的成员在得知一名据称是联邦调查局卧底的线人在2006年和2007年在清真寺与礼拜者交朋友，为联邦政府监视他们后，仍在从创伤中恢复。
沙巴伊克说：“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确实造成了执法人员的犹豫和怀疑，考虑到过去的历史，这是有道理的。”
这种恐惧和猜疑驱使人们远离报告仇恨事件或仇恨犯罪，即使他们是受害者。
大多数袭击都不是犯罪
即使是反对加强治安的人也同意，获得有关仇恨犯罪和仇恨事件的数据对于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以及找出最大的需求存在于何处非常重要。普遍的认为是，执法机构收集的数据统计不足。
在San Fernando谷一名16岁的亚裔男孩于2020年2月在其学校遭到攻击，这起事件据称是基于男孩种族的仇恨事件之后，由数十个社区团体组成的联盟——亚太政策和规划委员会（Asia-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主任曼朱莎·库尔卡尼（Manjusha Kulkarni）说，帮助给州总检察长（AG)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跟踪仇恨事件，因为在疫情大流行的早期，仇恨事件越来越普遍。这封信是由来自全州的50名亚裔美国活动家、律师和教授签署的，他们注意到在他们各自的城市发生的此类袭击事件越来越多。
Kulkarni说，州总检察长的办公室拒绝了，并告诉该组织，他们依靠当地执法机构来报告数据，不会自行收集此类数据。该组织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组织转而建立了自己的在线报告系统，形成了Stop AAPI Hate，该系统在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期间，已收到针对亚太裔的6600多起仇恨事件的报告。
Kulkarni说，尽管当地和其他地方的人身攻击继续成为头条新闻，但向该组织报告的绝大多数事件都不是犯罪。
向该组织报告的事件大多是口头或书面攻击、工作场所歧视和拒绝服务等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以及网络骚扰。据报道，在制止AAPI仇恨的所有事件中，约90%没有上升到犯罪水平。
基于这些数据，像Kulkarni这样的亚裔活动人士认为，刑事执法在打击反亚裔袭击中的作用很小。Kulkarni说，最近签署成为法律的新联邦法案被视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尽管仍然过于倚重执法，特别是地方一级的执法，她说，今年3月在一次罕见的国会听证会上就反亚裔歧视问题作证，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首次。
她在谈到新法案时说：“我们仍然依赖刑事执法，因此，在我们看来，这显然是有限的适用性。”。
Kulkarni说，她理解最近要求加强执法的呼声，因为人们倾向于在许多社会问题上求助于警察，如心理健康或无家可归。
她说：“在很多领域，执法部门被要求做他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也不在他们的任务范围内。但正如我们所知，即使在过去一年里，维持治安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限的角色
一份2018年的州审计报告显示，当地执法机构，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和橙县警局，经常误认仇恨犯罪，未能向州政府报告，缺乏识别此类事件的适当培训。
洛杉矶市警局副局长周宝来（Blake Chow）等执法官员作为部门联络员，与一些亚裔人社区和商业团体保持联系，他们认识到，有必要改善与亚裔社区成员有关仇恨事件的沟通，并对警官进行更多的这方面的培训。
周宝来表示，他与社区团体合作，他们制作了用普通话、韩语和塔加洛（Tagalog）语等多种语言书写的卡片，指导如何报告仇恨犯罪和事件，并列出心理健康和法律资源。
Garden Grove警局局长Tom DaRé说，他定期与该市大型越裔和韩裔社区的成员沟通，了解到他们的报告系统还有改进的空间。但 他承认，警方在打击反亚裔仇恨方面的作用有限。
“是的，你们的警察部门不应该参与每一个事件，因为这是我们无法解决的事情，”他说。但是，他补充表示，他希望他的警员与社区成员建立联系，即使是在没有上升到犯罪水平的事件中，建立信任和收集数据。
除了执法机构的报告不足外，对仇恨犯罪很难提出指控和定罪。
2018年的审计报告还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仇恨犯罪案件以定罪告终，而其他重罪的定罪率为84%。
Tom DaRé表示，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的部门提交了两起仇恨犯罪案件，但检方拒绝提出指控，其中包括一名男子打电话给Garden Grove的Walgreens，说有人会“杀死店内所有的亚洲人”。警方逮捕了一名涉嫌打电话的男子，但他没有被捕，检方在此案中引用的证据不足，没有提出指控。
洛杉矶地区检察官George Gascón的顾问Alex Bastian表示，在所有案件中，检察官的举证责任都很高，在仇恨犯罪案件中，调查人员必须收集证据，证明一个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受害者身份的驱使，这使得立案更加困难。
CAIR-LA的Shabaik表示，这样的定罪差异最终会使一个人因仇恨犯罪而受到伤害的经历无效，使他们不愿意在将来报告任何事情。
Shabaik说：“我的意思是这会造成精神创伤。在两个方面受到了创伤：一个是事件，然后是第二个，‘系统不关心我，不验证我的经验，不验证我刚刚经历的，这会被掩盖，我看不到任何形式的正义。’这对双方都是创伤。”
解决办法和前进道路
对于南加州的许多亚裔积极分子来说，前进的道路始于解决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根源。
活动人士和学者指出，针对亚裔的暴力行为由来已久，包括1882年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工人进入美国。；二战期间成千上万的日裔美国人被监禁；上世纪30年代加州针对菲律宾农场和工厂工人的反菲律宾裔的种族骚乱；1982年，一名华裔陈果仁（Vincent Chin）在一次种族主义袭击中被杀；以及继续驱逐无证东南亚居民。
Shabaik表示，这样的计算是通过改善加州的教育体系来实现的。他提到最近的一项计划，即在加州的高中课程中采用民族研究。
Kulkarni说，为了解决资金和资源问题，她的组织支持亚洲太裔立法者运动，他们正在推动增加对当地社区组织的资金，这些组织已经为那些面临歧视的人提供法律、健康和精神健康救济。
对于那些被判犯有仇恨罪的人，像Kulkarni这样的激进分子也希望看到刑事系统摆脱一个报复性司法系统，该系统寻求通过严厉的惩罚和监禁来防止未来的事件发生，这只会进一步伤害被定罪的个人，他们自己来自边缘化社区。
Kulkarni和她的组织Stop AAPI Hate呼吁扩大目前的民事执法基础设施，这一基础设施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追究责任的方式，在系统层面上解决种族主义问题。
“你看我们的数据，有搭车司机、杂货店和连锁药店拒绝服务，有工作场所歧视，”Kulkarni说，他的背景包括作为一名民权律师工作那里的权力杠杆不是个人作案者……现在有很多机会从根本上提起民事诉讼。”
在洛杉矶县，一个名为LA vs.Hate的县领导项目允许居民拨打2-1-1报告仇恨事件，并将与各种资源连接，如社会服务、健康和心理健康服务，以及为公民权利可能受到侵犯的人提供法律援助。Kulkarni认为这样的项目应该在美国的每个城市都有。
为了解决人身安全问题，像亚裔洛杉矶正义促进会这样的组织提供了旁观者干预培训，使人们能够在受到骚扰的情况下进行干预，特别是当一个人的身份是攻击的对象时。
在洛杉矶的韩国城，进步亚以行动网络组织了社区巡逻，志愿者穿着亮黄色的背心在社区里走来走去，以了解社区成员并提供明显的安全感，这是对警察的另一种选择。
对于生活在唐人街的亚裔来说，这样的安全话题并不新鲜，唐人街仍然是亚裔工人阶级移民的飞地。
CCED定期举办租户工会会议，唐人街居民讨论如何改善他们的社区，因为他们面临着快速发展和贵族化带来的租金上涨带来的流离失所问题。CCED的组织者Kenneth Chan说，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许多会议保持一致，但被迫在Zoom上进行在线讨论。
Chan说，“当我们召开这些工会会议时，谈论恐惧、谈论安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与我们已经合作多年的房客，他们害怕被驱逐，害怕房租上涨，他们担心他们的社区不再适合他们居住。对我们来说，这也是反亚裔的暴力。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