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移民如何主导了美国的洗衣业

2018年10月21日

【美洲华联社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年82岁的黛比·龚邱(Debbie Gong Chiu)还是个孩子，父亲让她坐在自家洗衣店门口，等助产士“把婴儿放在黑色的医药箱里送过来”。

1951年左右，皇后区21大道，李素瑜(Alice Lee Hum)和她母亲曾宝珍在她们家族的洗衣店前。 COURTESY OF ALICE LEE HUM

“我们基本上都是在晚上生出来的，”下面有五个弟弟的龚邱说。“（我的母亲）产前还会工作一整天，虽然很痛很怎么样，要拖到最后才给助产士打电话。生完孩子第二天，她就又上工了，让我看着婴儿。”

龚邱一家住在布鲁克林区威廉斯堡的德里格斯大道(Driggs Avenue)威廉斯堡储蓄银行附近，前屋是洗衣店，后屋住人。那是一个哈西德派犹太人聚居区，每逢周六，邻居们就来找黛比的弟弟里奇·龚(Richie Gong)（他当年也是放在黑色医药箱里送回来的），让他忙帮做他们在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我就靠这个赚钱，”现年78岁的里奇说。“他们给我25美分或者5美分的硬币，叫我去帮忙开灯或者关灯，或者开煤气。”不知何故，有一位拉比也经常来店里，父亲给他盛上一碗白米饭，他就坐在柜台后面吃，这样从街面上就看不到他了。他或许是怕别人看见他在吃不符合教义的食物。

龚邱不知道两人的交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她父亲不会说英语，只能说一点应付生意的话，比如“Dollar two cents（1美元2美分）”、“Okay okay okay（好的好的）”。当然，“Monday（周一）、Tuesday（周二）、Wednesday（周三）、Thursday（周四）、Friday（周五）、Sa-ta-nee（周六）”他是知道的。“Sa-ta-nee”在他听来，像是台山话的“杀死你”，龚邱解释道，所以“每次说到这个词他都会忍俊不禁”。（跟当时美国的大多数华人一样，龚邱的父母来自于中国说台山话的地区。）

在整个纽约，有数千家由华人移民拥有、经营的洗衣店，他们家的店是其中之一。在大萧条之初，纽约的华人洗衣店估计有3550家，如此大的数量，以至于自成一体，被称为“华人手工洗衣店”(Chinese hand laundries)——它们打的广告上就是这么写的。早在19世纪，中国人首先在加利福尼亚州开展业务。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个行业吸引，移民社群从中国东南部的家乡带来劳动力。

1956年左右，皇后区阿斯托利亚，谭永安（中，Henry Hum）在他们家族的洗衣店中。 COURTESY OF HENRY HUM

对于那些在洗衣店辛苦劳作的大人来说，这是一个又累又臭的工作：腰酸背痛不说，手也毁了，还要接触客人的脏内衣和用过的手帕，因为觉得太没面子，所以许多人瞒着国内的亲戚。（在家书中，他们把工作的洗衣店称为“衣衫馆”。）

虽然这项工作在中国受到鄙视，但它却是早期美国华人致富的少数几条途径之一。而对于在洗衣店长大的孩子们来说，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玩耍、成长的地方，留下了苦乐参半的回忆。他们对家用洗衣机出现之前那些日子的回忆，不仅呈现出美国华人的历史，还带出了纽约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

只要问问76岁的李国文(Ray Lee)就知道了，他和家里的四个孩子在哈莱姆区的一家洗衣店长大，当时这里的居民以黑人为主。到了星期六，他和住在左邻右舍的朋友们常常坐在第七大道上，等着看拳击手休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那辆著名的粉色凯迪拉克，前往特里萨酒店(Hotel Theresa)。这家酒店在周六晚上，总是举办大型乐队派对，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是非裔美国人社交生活的中心。“有时候，如果他被红灯拦下，我们就会对他喊，他就会冲着我们按喇叭，”李国文回忆道。“他在路边停车的时候总爱跟其他车并排停放，却从来不会吃罚单。”

常有年轻人在周五的时候来洗衣店，要求就取一件白衬衣，方便他们周末出去潇洒。到了下周，他们再把其他的取走。有些人永远不会再来——他们付不起钱——碰到这种情况，李国文的爸爸就把衣服卖给收破烂的。李国文的妈妈接了很多翻新衣领的活儿。她把旧领子取下，把它翻过来，再缝回去，这样衬衫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那时候我们都很穷，”李国文说。他的父亲经常以物易物。“我们大楼的管理员给我们装了木架子，我爸爸不知道怎么付他酬劳，他只想吃炒饭。于是我妈妈就给他做了一大锅，他说，‘啊呀，太好吃了！’”

李国文的父亲在中国是大学老师，然后去了古巴经商，但跟许多不会说英语的人一样，在美国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李国文说，有一次，他家的澡盆被拿走了，因为父亲没给一个住房官员好处，这个人说他家不能住在洗衣店里。“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凑和着洗澡。因为那个家伙再也没有回来，最后，我们又弄来一个澡盆。”还有些时候，警察会上门找茬，“你给他们5块10块的，他们就消失了。这地方腐败着呢，他们知道可以在移民身上敲一笔，”李国文说。

皇后区阿斯托利亚，李松华(TW Lee)在他的洗衣店里。 COURTESY OF ALICE LEE HUM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是把华裔和洗衣店联想到一处。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卡尔纲(Calgon)有条广告，描绘了一对开洗衣店的美国华裔夫妇，他们洗衣用的是“中国古代秘方”（也就是卡尔纲洗涤液）。

这种联系始于淘金热：当时在西部，找不到洗衣服的女性，白人男子一般认为男人洗衣服不成体统。根据陈依范(Jack Chen)在1980年的《美国华人史》(The Chinese of America)一书，当时一些经济条件允许的人甚至把脏衣服以每打衬衫12美元的高价一路运到香港，需要四个月才能返回。后来，是送到檀香山，每打8美元。（这两种选择都比运回东岸去洗便宜）。旧金山的中国企业家看到了商机。第一家已知的华人洗衣店是李华(Wah Lee)在1851年开的，收费是一打衬衫5美元。

“到1870年，约有2000家中国洗衣店主导了这座城市的业务，”陈依范写道。“经常可以看到华人洗衣工挑着扁担用篮子送衣服的景象。”

随着西部的华人越来越多，白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在滋长，当经济在19世纪70年代陷入恶化时，矛盾升级为暴力冲突。1871年的一个晚上，在洛杉矶，一群白人暴徒杀死了17名华裔男子。究竟是怎么杀死他们的，说法各异，但据报道，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是被处以私刑。在其他的城镇，华人在枪口下被烧死或者被赶走。那些雇用华人的白人，也受到了攻击。随着时间的推移，华裔从采矿以及其他“男人的”工作领域被排挤出去，他们进入了洗衣业这种安全的、没人想做的行业。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低技能的华人移民，进一步把他们集中在一个不需要什么培训、不需要英语或者创业成本的行业。192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美国近30%有工作的华裔是在洗衣店工作。

1960年，黄美意(Jean Lau Chin)的丈夫Gene Chin时年19岁。当时的他在法拉盛的一间洗衣店工作。 COURTESY OF GENE CHIN

当龚邱和李雷的父母来美时，《排华法案》还未废除。出于这个原因，许多洗衣工人以“纸生仔”的身份进入美国，也就是从其他华人手里购买身份文件，冒充其他人。1943年，《排华法案》最终被废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需要中国作为抗日的盟友。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小的限额，每年仅允许105名华裔移民。直到1965年，当美国国会的立法为来自亚洲和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移民打开闸门时，该限额才被撤销。在美国，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已开始转变，更多机会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放了，其中包括洗衣工人的子女。

现年70岁的张卓雄(John Chang)是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名药剂师和美国陆军退役中校。张卓雄的父母在曼哈顿有几家洗衣店，然后是布朗克斯区（“我从唐人街的格兰德街搬到了布朗克斯的格兰德广场”），再然后是哈德孙河边的黑斯廷斯，这是位于纽约城北边的一个小镇，他们一家爱上了那里的绿树成荫和清新空气。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即将结束。“我父亲是亚洲人，他们就认为他是朝鲜人，他们把我们家窗户打破了。打破了好几次，”张卓雄说。他父亲曾是“二战”期间的伞兵，他把退役文件贴在窗户上。此后，砸窗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张卓雄以及邱、龚、李等许多前洗衣店子女的回忆，都收录在纽约州阿德尔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74岁的心理学教授黄美意(Jean Lau Chin)自费出版的《纽约唐人街的华人》(New York City Chinatown Chinese)一书中。黄美意在她家位于布鲁克林贝德斯泰马西大道(Marcy Avenue)的洗衣店楼上长大。那家店名叫路易斯·唐手洗洗衣店(Louis Tong Hand Laundry)，顾客们都称她父亲路易斯，以为那就是他的名字。“他跟他们寒暄，但从来不纠正他们，”黄美意说。

周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会去唐人街的刘氏宗亲会，来自同村的人聚在一起回忆往事。黄家通常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家人，其他人都是妻子在中国的单身洗衣工。美国的移民法规最早令他们无法团聚；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是一样。据黄美意回忆，在被问到职业时，她父亲总是说：“还能是什么？开洗衣房呗！”其他的洗衣工也会发牢骚：“佬番（白人或者外国人）不会让你做其他事。”

在另外一本书《从妈妈的声音里学习》(Learning from My Mother’s Voice)中，黄美意翻译了她对母亲李慧珍(Fung Gor Lee)所做的口述史，她在日本攻陷南京的时候逃到了香港，1939年又以“纸生仔”的方式来到美国，跟丈夫会合。她于1995年去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