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华联社6月18日综合报道】自2011年以来，加州的当权者已引导超过5亿美元的他人资金流向其青睐的慈善机构和公益事业，而其中远超半数的资金都是应州长纽森的要求捐赠的。这其中包括向与纽森妻子有关联的非营利组织捐赠的数百万美元资金；这些捐赠可能与针对纽森及其“第一伴侣”詹妮弗·西贝尔·纽森的联邦调查有关。
据橙县纪事报报道，这些捐赠往往来自那些希望影响民选领导人、引导公共政策、向公众展示其模范公民形象的企业和个人或者兼而有之。尽管州法律对给予政客的礼品和竞选捐款设定了上限，但对于政客所青睐项目进行的所谓“应要求支付款项”（behested payments），却没有任何限制。
批评人士认为，这是富裕阶层讨好官员的另一种途径；而立法者则声称，他们只是利用自身的影响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请看以下数据：
- 根据加州公平政治行为委员会（Fair Political Practices Commission）的数据，过去15年间，应加州所有立法者要求进行的慈善捐款总额达5.559亿美元。
- 应纽森要求进行的慈善捐款总额为3.472亿美元。这一数字占该时期所有此类应要求捐款总额的62%以上。
- 纽森（Newsom）促成的捐款中，约有430万美元流向了他妻子创办的“加州合作伙伴项目”（California Partners Project）——这只是她参与的众多非营利组织之一。
这看起来观感不佳。
“毫无疑问，与其他民选官员相比，纽森行使这一特权的频率要高得多，”政治策略师兼学者丹·施努尔（Dan Schnur）表示，“只要他按规定提交了披露文件，且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明确的‘权钱交易’（quid pro quo），他的行为就完全合法。但许多人认为，官员不应代表其家庭成员参与的组织提出此类捐款请求。”
无党派良政监督组织“加州共同事业”（California Common Cause）负责透明度、道德与问责事务的项目经理肖恩·麦克莫里斯（Sean McMorris）也持相同观点。
“这些促成的捐款往往流向公益事业，但也极易被滥用，”他说，“身居高位的政客可以引导资金流向，而这种操作在竞选资金法规或利益冲突法规下通常是不被允许的。这类做法在疫情期间及之后激增，许多政客意识到：‘这是一条我可以利用的途径。’”
这并不是说所有政客利用这种捐款机制时都怀有恶意或不良企图。其中许多资金确实流向了公益事业，纽森促成的捐款名单中就包括致力于野火灾后重建、公共卫生倡议、住房、教育等领域的各类组织。
“问题在于，”麦克莫里斯说，“它与政治纠缠在一起。
“这正是‘权钱交易’（pay-to-play）这种印象广为流传的原因。公众并不傻。政客们主要联系那些通常在政策上有利益诉求、或需要他们手中选票的个人、实体及特殊利益集团，这绝非偶然。”当政客要求向某个组织捐款，而该政客或其直系亲属在该组织中担任要职或从中获取收入时，情况就会变得更加棘手。他指出，这是竞选资金和利益冲突相关法律中的一个漏洞。
显然，这其中存在某种博弈。并不一定非要有明确的“利益交换”；那些希望讨好权势人物的人，往往将这种“受托募款”（behests）视为博取青睐和扩大影响力的绝佳机会。
“而且这在法律上是合法的，”麦克莫里斯（McMorris）说道，“他们甚至不需要为此辩解。许多人给出的理由是‘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因为这些资金通常流向了公益事业。但手段本身也很重要。如果非要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那么这些手段本身恐怕就值得商榷了。”
在旧金山，选民曾通过一项法律，并未完全禁止此类受托募款行为，只是规定不得向与市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个人或实体进行募款。然而，政客们随即试图架空这项法律，寻求获得“豁免权”，以便能向那些与市政府有业务往来的特定个人或实体索要捐款。
这足以让你看清受托募款的本质。这不仅仅关乎善行与正义，更关乎权力。
橙县纪事报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显示，纽森因逾期申报“应要求支付款项”（behested payments）而与加州公平政治行为委员会（FPPC）发生纠纷，目前面临31500美元的罚款。该报就此事征询了州长办公室的看法，但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